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本文作者：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這次疫情與2003非典相比，存在著很多的差異性，如果把二者進行簡單的類比，可能是在回答錯誤的問題。

　　大家好，我是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劉俏，今天主要和大家討論的是，這一輪新冠病毒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這段時間以來，我看到很多學者、經濟學家在討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時，比較關注的都是它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大家經常談到的一點是GDP增速在第一季度大概會下滑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是1個點，還是2個點等等。

　　但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其實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因此，我們在討論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時，可能更應該關注它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而這需要我們對過去四十年、對現在乃至于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邏輯的變化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過去40年，中國做對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過去40年，特別是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這40年里，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了近35倍，GDP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9.4%左右，還有近8億人口擺脫了貧困。

　　那么，這樣一個令人驚嘆的成績背后，中國到底做對了什么呢？經濟學家們在對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行梳理和總結后，得出了這樣幾個結論：

　　第一，過去40年，政府和市場二元對立的觀點，得到了徹底的改變。政府將頂層設計、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與底層活力相結合，使中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進程。

　　第二，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加入了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布局，從產業鏈的低端向高端不斷邁進。這讓中國經濟變得更加開放，更具有包容性，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得到了顯著提升。

　　第三，過去40年里，我們的制度一直在不斷創新。從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地方政府政績競賽機制的設計，再到金融體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這些制度的創新，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活力，使資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并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速。

　　再加上我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外部宏觀經濟發展環境，把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后，基本上就能夠解釋過去40年我們做對了什么。當然，如果用現代增長理論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想這個邏輯線條會更加清晰。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Robert Slolow在1956年提出了索洛模型，即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都可以歸結為要素投入的增長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

　　而索洛模型也很好地詮釋了為什么中國經濟會在過去40年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主要就是由要素驅動的或者說投資拉動的，這也是我們描述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時，講的比較多的一個特點。

　　大家可以看下面這張圖，我覺得很有說服意義。 

　　如果我們把四個季度前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速度與四個季度之后的GDP增長速度作比較，你會發現這兩條曲線的契合度其實非常高，而這背后也揭示一個簡單的規律，就是我們的銀行信貸，或者說我們以銀行信貸為主體的社會融資規模在增長的時候，基本上能帶動GDP的增長。

　　而這種模式在微觀基礎和企業上的表現也非常明顯。下面這張圖中，我把中美兩國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分布領域做了比較。（這里我選擇的是中國A股上市公司，不包括阿里巴巴和騰訊這兩家在海外上市的企業。）

　　通過對比，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晰的特點，我們市值排名前十的企業，全部都是提供生產要素的企業，有7家金融機構，它們提供的是資本要素，有2家石油化工企業，它們提供的是能源要素，茅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茅臺在中國的含義也是與生產要素聯系在一起的。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所對應的經濟微觀基礎，在這樣一種大的背景下，提供要素的企業更容易脫穎而出，它們有比較好的贏利表現，也更容易在市值上取得比較大的突破。

　　而美國排名前十的企業，它的上市公司結構明顯更多元一些，除了能源公司和金融機構外，它們有更多的高科技企業。

　　所以，我們在理解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成就時，必須要明確一個增長邏輯，那就是我們的經濟增長是在完成工業化進程的背景下，以大量的要素投入，再加上要素使用效率不斷提升，所形成的強大經濟增長動力，最終使我們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特別是在中國工業化進程幾乎結束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邏輯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何在未來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這個階段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變了

　　講到這里可能會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全要素生產率處于什么樣的水平？未來又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

　　從賓夕法尼亞大學提供的數據來看，我們目前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大概是美國的43.3%，也就是說，同樣的要素投入在中國所能產生的產品或者服務的數量是美國的43.3%，這個水平放在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中來看，其實并不低，甚至可以說已經是很大的成就了。

　　但我們也要看到，像法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它們在完成工業化進程時，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基本上能達到美國的70%、80%甚至90%，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要在2035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也應該達到類似的標準。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數字，如果要達到美國的65%，也就是接近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我們需要在2035年之前力保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能夠達到2.5%-3%。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在經濟史上，在有統計數字的時間段內，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還能保持在2%以上。

　　包括美國，它在成工業化進程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1%降到1%以內，而我們國家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個速度其實也降下來了，從過往的4%左右降到2%左右了。

　　分析完這些之后，我也給大家一個我的個人判斷，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已經從過去的通過要素投入，轉向了一種通過高質量發展、通過包容性的均衡發展來拉快增長的階段。

　　當然，這個過程中我們勢必會面臨一些約束和挑戰，其中的困難也會讓部分人感到悲觀，但我想說，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其實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那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或者思維框架，它是一個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思維探索和實踐探索的集成。

　　而中國發展模式的普適性，也正在于它能以一種開放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直面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并且不斷尋求現實可行的方法去破解這些問題。

　　而且我個人感覺，我們還有很多的有利條件，這里我也給大家列舉四個足以讓我們樂觀起來的原因：

　　1． 再工業化進程

　　雖然我們的工業化進程幾乎要結束了，但我們要看到中國還有一個特別大的時間窗口期，就是在消費互聯網的下半場，我們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和5G得到了迅猛發展。

　　這些技術會促使很多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就會加快再工業化進程，而再工業化本身又會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提供一個非常強大的空間，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獨特優勢。

　　2． 基礎設施建設

　　與再工業化相對應的還有我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我把它稱為新基建，比如5G基站、云計算、人工智能這樣的一些硬件設備，還有改善民生的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都屬于新基建，這里面的發展前景也很廣闊。

　　3． 大國工業

　　雖然目前制造業占整個GDP的比重已經降到30%以下了，但我們應該會保持在20%以上，不會像美國一樣讓資本空心化。

　　未來，中國會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制造業占比，我們在民用航空、飛機發動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其實還有很大的增長的空間，而大國工業本身也會使一個國家保持一定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我想這也是我們比較利好的一個因素。

　　4． 資源配置效率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在資源配置上還存在很大的低效率現象，未來，通過更徹底的改革開放，通過激活國有企業和大企業的活力，我們的資源配置效率可以進一步提升，這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當我們把這些有利條件結合在一起，然后通過不斷的創新，更大膽的嘗試，并勇于面對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我想，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經濟奇跡，也就是說，我們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還可以保持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比如2.5%甚至3%這樣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以上是我對這次核心問題所提供的分析背景和理論框架，接下來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看一看在經濟增長邏輯和未來增長動能都發生變化后，這一輪病毒疫情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為什么這次疫情與SARS不同？

　　現在很多學者都在討論疫情對總量經濟的影響，而且往往把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與2003年的非典（SARS）進行對比，但我個人感覺二者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的差異，這種簡單的類比本身可能就是在回答錯誤的問題。

　　那么，這些差異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正如之前講到的，我們的經濟增長邏輯發生了變化，過去是靠投資拉動，現在已經開始向消費驅動、效率驅動以及高質量發展轉型。

　　第二，我們的產業結構和增長動能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除了固定資產投資外，消費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能。

　　第三，時間點不同，這次疫情發生著春節期間，而SARS的大規模爆發是發生在春節之后的，時間不同帶來的影響其實也不太一樣。

　　這里我可以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以產業結構為例，與2003年相比，2019年我們的第三產業比重已經占到了GDP的54%，貢獻了將近60%的GDP增長，換句話說，第三產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和增長動能。

　　而相較于第一、第二產業，這次疫情對服務領域的影響其實是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交通運輸、倉儲、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娛樂等需要線下進行服務的項目都受到了很大影響，而這些行業加在一起的比重占到了GDP的36%。

　　所以，我們需要對疫情影響的具體行業做出具體分析，同時采取相應的經濟對策，才可能評估出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到底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

　　而且我認為，這次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其實是一個內生變量，這其中有兩點原因：

　　第一，影響程度本身取決于疫情的控制情況。可能在現階段、在春節假期期間，它對消費、對第三產業的影響比較大，但是它很快就會蔓延到第二產業、制造業、房地產，甚至一些其他行業。

　　所以盡快控制住疫情非常重要，如果這個情況不是特別理想，時間比較長的話，對整體經濟、對不同行業不同類別的企業來說，這個影響可能還會惡化。

　　第二，影響程度其實也取決于我們怎么去應對疫情所帶來的影響。如果我們能識別出疫情主要在哪些領域影響比較大，從而采取一些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也可能會把影響降下來。

　　所以我的個人判斷是，與2003年的非典相比，這次疫情的影響更多的體現在了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小微企業的影響，二是對就業的影響。

　　而現在中國的中小企業基本上解決了超過80%的就業，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合二為一的，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重中之重是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

　　中小微企業正面臨嚴峻考驗

　　大家現在經常講民營經濟的“56789”，就是民營經濟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創新、80%以上的就業以及90%以上的新增企業。

　　從這個角度看，作為民營經濟的主體，中小微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其實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環境和營商環境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根據2018年銀監會的統計，在我們各類人民幣貸款里，真正給到中小微企業的貸款余額，它的比重只有25.8%。換句話說，你貢獻了80%以上的就業、60%的GDP，但是你的貸款余額、存量比例只有25.8%，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中小微企業生存本身就面臨比較嚴峻的考驗，而這次疫情又是一個外部沖擊，它給中小微企業帶來的挑戰就更大了。

　　清華大學朱武祥教授最近對995家民營企業做了問卷調查，我覺得這個問卷調查來的特別及時，因為他把中小微企業面臨的問題以一種非常尖銳地方式呈現出來了。

　　調查結果顯示，大概有85%以上的中小微企業，它們的現金流只夠維持3個月左右，其中有1/3只能維持1個月，另外1/3能維持2個月，中小微企業的現金流情況非常緊張。

　　同時，中小微企業營收下行的壓力也特別大，調查顯示，銷售收入下滑幅度達到20%以上的中小微企業，它的所占比重達到了58%。此外，企業還要維持員工的工資、“五險一金”等等，支出上也面臨著巨大壓力。

　　調查還發現，很多中小微企業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沖擊時，缺乏很好的應對手段，基本上只能靠減員、降薪、停產歇業等方式來應對危機。

　　所以，我們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時候，它的側重應該有所傾斜，要把幫助中小微企業應對挑戰作為重中之重，雖然說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責任，但是我們也要在認知上明確，防范經濟風暴其實也是這輪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過程中應該樹立兩個目標，一方面，要盡快把疫情的擴散控制住，另一方面，在把防控疫情作為首要目標的前提下，也要盡快恢復經濟和市場活動，不能讓經濟長時間處于休克階段，如果這種休克長期存在，傷害的就不只是中小微企業了，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可能都會加劇。

　　所以，我們不要把這兩個目標對立起來，盡可能地把一些適合恢復的經濟活動和市場活動恢復起來。同時，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要避免一些過度干預、過猶不及的政策，不要讓企業的運營成本增加。

　　尊重市場規則，逐漸恢復市場活動，提升市場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和韌性，這本身也是國家綜合治理能力不斷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

　　三點具體建議

　　最后，我想給我們的中小微企業提這樣三點具體建議：

　　第一，想好企業自身能做什么，在基本的經營層面、財務層面和資本層面上，企業可以采取哪些行動來降低疫情影響。

　　比如在經營層面上，企業在防控疫情的同時要想方設法增加營收、增加銷售收入，可以開展在線銷售或者其他一些創新的方式，并運用極限化的方式來降低成本，合理化投入節奏，以緩解企業現金流短缺的情況。

　　在財務層面上，也可以去尋求降息、增加貸款，或者把債務展期、延期，通過這樣一些方式來緩解流動性風險，避免企業倒閉。

　　第二，政府在政策層面上有很多施展的空間，企業應該積極尋求政府的支持。

　　我最近看到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大量政策，而且這些政策的著力點也都是與幫助中小微企業有關聯的，像減免稅收等等。

　　所以，企業家要密切的去關注政府的舉措，多看新聞聯播，多了解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去尋求政府的支持和幫助，我想這樣也能幫助企業緩解現金流短缺的情況。

　　第三，企業要與利益相關方進行全方位的協調和溝通。

　　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企業應該與它的利益相關方，包括企業員工、上下游、融資方和出資方，以及客戶等等，進行全方位的協調、溝通，盡量尋求各方的諒解，找到一種共生共利方式來渡過難關。

　　還有一些更長遠的政策，大家講的也比較多，我就不再贅述了，但我想特別強調一點是，這次疫情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

　　目前來看，我們的企業依然是非常脆弱的，產品和生產模式還比較單一，創新能力和經營理念上也有很多短板，怎樣采取更好的方法去增加研發投入，提升研發在整個銷售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在未來，這對于所有企業來說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能成功轉型，增強自己的韌性以及對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我們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把握的，就像這次疫情中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的醫療大健康行業就迎來了很大的發展機會。

　　套用大家在朋友圈里面講的比較多的一句話作為結語，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過去，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我相信新冠病毒疫情終會過去，我們的中小微企業要爭取活下去，在未來尋求更好的發展。

　　很高興今天能和大家做這樣一個探討和分享，希望對大家有所啟迪，謝謝！

　　本文為2月7日北大光華思想力系列公開課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的分享。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