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庚南

　　肇始于武漢、蔓延肆虐至全國乃至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如“黑天鵝”從天而降。遮天蔽日，不僅是讓鼠年的春節如鼠在洞，更為“十三五”收官之年的經濟籠上了厚重的陰翳。

　　看著每日蹭蹭蹭往上增加的病毒感染人數，我們不僅為疫情之勢揪心，更為剛剛企穩的經濟擔憂。新冠疫情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從此次疫情蔓延的迅猛勢頭看，其發病程度顯然已大大超過SARS（見下圖）。

　　專家學者們紛紛復盤2003年非典（SARS）對經濟的影響，試圖評估研判此次新冠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程度。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無論疫情發生的內外部經濟背景、經濟增長的勢能與動力，還是疫情爆發的時間節點都明顯不同，對各行業影響的力度也不一樣。此次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程度、深度應該會大于非典：

　　其一：對經濟直接沖擊的力度更猛。

　　作為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無一例外首先集中反映于第三產業。原本寄托于春節黃金消費期的影院、旅游、餐飲等近乎停擺，即使疫情能短期內得到控制，但這部分錯失的季節性消費并不會隨著疫情的結束出現補償性的增長。據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的分析，春節期間，受疫情影響，僅電影票房、餐飲零售、旅游市場三個細分行業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1萬億，占2019年一季度GDP 21.8萬億的4.6%。

　　更為重要的是，2019年我國產業結構較非典時期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高達59.4%，較非典時期上升了20多個百分點，消費需求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壓倉石”。這意味著，此次疫情沖擊的是經濟的最要害部位，即使疫情對第三產業的沖擊力度與非典相同，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也因第三產業占比的上升而將明顯放大。

　　其二：對經濟沖擊的波及面更寬。疫情對第二產業的影響最基本的常規路徑有二：一是通過對公共場所疫情傳播渠道的嚴厲管控，影響最終消費端的行為，對影院、旅游、住宿餐飲、娛樂等行業形成直接影響，并將這種影響沿著供應鏈向上游企業傳導，這一點與非典疫情的影響相似；二是疫情對外貿出口企業形成影響，并沿產業鏈向上游企業傳導。

　　與非典比較，新冠疫情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影響還有一個特別的情形，即通過用工渠道，影響第二產業的訂單、開工乃至資金運轉。

　　此次疫情在防控措施方面，不像非典時期的局部性、個體性隔離，而是隨著病毒的擴散不斷升級。從個體的隔離到封城，到限制出行，到小區網格式的嚴防死守，通過人流特別是涉疫地區人口流動的管控，最大可能抑制疫情的傳播。這無疑是抑制疫情擴散的有效和非常之舉，但也直接導致了企業春節后用工問題。這一影響顯然不止于武漢等主疫情區，也不止于服務行業。

　　實際上，疫情對節后用工的影響，已輻射到全國各地、各個行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延遲開工、員工延遲復工（包括返廠后的隔離）不僅大大縮減企業的有效生產時間和產能的發揮，影響企業新年訂單的簽訂，甚至可能導致部分訂單的流失；而且增大企業成本開支，甚至可能誘發流動性危機。

　　此外，疫情背景下，第一產業的發展態勢也不容樂觀。除了疫情對農業生產企業的直接影響外，間接性的影響也將逐漸顯現。其實，新冠病毒肆虐的一個環境背景是暖冬。常言瑞雪兆豐年，然而，南方廣大地區沒有盼來瑞雪。這對今年的農業影響可以預見，而且這種影響顯然是全年性的。

　　其三：經濟修復的難度更大。疫情對經濟的具體影響程度，不僅要看疫情對經濟的直接沖擊力度，更要看所處經濟周期的經濟自我修復能力。顯然，在經濟上升期，這種修復能力會很強。目前經濟企穩的根基并不牢固，外貿、投資均處于疲軟時期，疊加內外部環境因素，經濟下行壓力并未完全消減。

　　誠然，在宏觀角度上，對于GDP達100萬億之巨體量的經濟體而言，我國有足夠的空間來消化疫情對經濟帶來的沖擊；而且我國經濟長期向好、高質量增長的基本面正持續得到鞏固，這些都對金融市場穩定運行形成支撐。也正因為如此，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中國2020年經濟增速預期上調0.2個百分點至6%。

　　因此，面對疫情我們無須驚慌失措，但也不宜盲目樂觀。正如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觀點，要定量評估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為時太早。對疫情的影響及其滯后效應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有充分的研判和評估。既要有近憂，更要有遠慮；既要對宏觀面充滿信心，又要高度關注和警惕微觀層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風險。特別需要關注的是，短期內受疫情沖擊可能出現的企業流動性風險問題，以及滯后的企業效益下滑、信用風險上升問題。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面對疫情的肆虐，顯然需要宏觀層面制定細化的逆周期安排，以穩定市場信心，穩定預期。近期，在抗新冠疫情的關鍵時期，“一行兩會”接連出手，圍繞確保金融服務暢通、支持各地疫情防控這一中心目標，出臺了《關于加強銀行業保險業金融服務配合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向市場釋放的穩定流動性、穩定融預期的強烈信號。

　　各級金融部門也從實際出發，為疫區、受疫情困擾的企業和居民開辟了一條條“綠色通道”。如浙江銀保監局按照“特事特辦”“急事急辦”原則，指導銀行保險機構開辟貸款發放綠色通道，簡化授信審批流程，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并梳理防疫物資生產重點企業清單，要求主授信行安排專人“一對一”對接服務。

　　當然，各項政策措施如何真正落地，還需要疏通好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讓資金流向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困難企業；還需要在制度方面盡快打補丁，以協調平衡好政策指導與金融機構商業可持續之間的關系，對“戰”疫非常時期、過渡時期的相關金融扶持方案，要制定細化可操作的配套政策。

　　值得期許的是，“黑天鵝”終究是浮光掠影，中國的經濟車輪仍將滾滾向前。

　　(本文作者介紹：先后供職于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