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還記得2018年底，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當時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話題莫過于“中國模式”之辯，短短的一年之后的2019年至今，經濟學圈最有爭議的話題就變成了應該不應該保6、能不能保6。

　　從中國模式之辯到保6之爭，既反映了經濟學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認識分歧，也反映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認知分歧。自然，在政策選擇上也出現了兩個方向：當供給側改革受計劃思想影響而在執行中走偏，是重啟和深化真正的市場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回到需求刺激的老路？

　　學術主張應區別于改革政策

　　一般而言，學術思想更偏重于從特定的哲學認知和邏輯推理出發，通過分析現實問題，抽象出一般性原理，再用來解釋經濟現象，并不排除從理論方面提出改變現實的建議。而政府的政策決策和改革行動，則是從經濟現實和政治現狀出發，在權衡長期、短期和各種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為選擇。經濟政策雖然也可能吸收某些學者的主張或思想，但也必然不會拘泥于某一流派的學術概念，而且必然是綜合了不同理論，包含著各種必要訴求的政治、政策混合體。

　　既然經濟政策本身沒必要拘泥于任何學術概念，那么學術研究也必須有獨立性、領先性，而不應該迎合政策或刻意打扮成與政策相似的樣子，更不能放棄了學術理論創新的方向。比如，作為一種學術思想，雖然我在2012年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和2013年發表的十幾篇文章中都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改革的主張，但是我們從學術上呼吁的供給側改革，只是希望政策減少需求刺激，更重視供給側的中長期問題，希望重視從人口、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等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改革挖掘中長期增長潛力，主張政府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用供給升級引領消費升級，推動放松壟斷、放松管制、大規模減稅，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上述理論主張中沒有“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內容。

　　在2012年我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以后，有的學者在2013年也發表了與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名稱相似的文章，但其內容卻主要是當時流行的一些改革口號的匯總。這些把社會上流行改革口號的拼湊之作或假的“新供給經濟學”雖然因為沒有系統嚴謹的理論創新而被不少嚴謹的學者批評，其開展的某些活動對于提升新供給和供給側研究的社會影響力也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些年，某些假經濟學的不良影響和對經濟的傷害，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

　　從新供給增長模型看中國模式之辯

　　有很多理論都企圖總結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并稱之為“中國模式”。強調中國模式派的學者有的是計劃經濟和產業政策的擁護者，認為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是中國經濟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色；有的強調宏觀調控的作用，認為中國模式的特色就是市場經濟加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也有的學者強調地方政府的作用，認為各地方政府圍繞GDP增速的政治錦標賽才是中國模式區別于任何國家的不同之處。

　　而普世模式派的學者則認為根本沒有什么中國模式，中國經濟之所以增長比較快，主要是就是靠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以及復制了西方國家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例如：針對中國模式派強調的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張維迎教授就說，“如果你看到一個卻一只胳膊的人跑得飛快，但你不能認為缺胳膊就是他跑的快的理由。”

　　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既有與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階段相似的一般規律，也有中國自身的特殊規律。中國模式派往往過度關注增長的特殊條件，而忽略經濟增長的本質；普世模式派則過分重視增長的本質，而忽視了增長的條件的重要意義，尤其是政府在推動改革、創造市場條件以及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新供給增長模型則認為經濟增長的本質需要從條件、要素和驅動力三個維度才能全面反映。

　　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條件。有很多學者在談到中國模式時只強調了制度方面的特殊性，比如改革開放，比如地方政府的經濟競賽，比如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等，這/些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中都是增長的制度“條件”。新供給經濟學認為，制度進步和相關的社會分工變化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因此，從創造更好的增長條件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有很多值得總結的成功經驗，比如，促進競爭、減少行政干預和壟斷，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完善國有企業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以平等地位等。因此，新供給經濟學的一部分重要改革主張，是圍繞著為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條件來展開的——上一個四十年所需要制度條件和下一個四十年所需要的制度條件，應會有所不同。如果老的改革紅利漸行漸遠，而“新改革紅利”不能通過更深層次的改革和制度優化而有效激發，中國模式恐怕就會遇到挑戰。

　　至于增長條件中所包含的政府作用，到底政府是跑得“飛快的腿”，還是那只“殘缺的胳膊”，也不能一概而論：當政府的行為恰恰符合了市場的規律，它就是飛快的腿，當政府的行為違背了市場的規律，它就是殘缺的胳膊。

　　新供給經濟學認為，無論在何種條件下開始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源泉總是來自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要素投入。類似于過去四十年的廉價勞動力、低成本土地、豐富的儲蓄資本，都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但是，人口只有經過良好的培訓才能成為勞動力或人力資源；只有產權清晰，土地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只有通過高效率的金融市場，儲蓄才能轉化為資本。因此，為了保持長期的可持續增長，有必要改革生產要素的供給體系。比如，改革計劃生育政策、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以保持人才和勞動力的供給優勢；深化土地產權和流轉制度改革，以降低土地和自然資源成本；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降低資本供給成本，提高資本供給效率。由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高度重視生產要素的供給模式、供給成本、供給價格等，所以很多供給側改革的主張自然是圍繞要素市場的改革——當過去四十年的要素紅利邊際遞減，“新要素紅利”如何創造？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還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是技術創新，是新供給不斷創造新需求的過程。過去中國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毫無疑問得益于“后發技術紅利”，即來自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而當工業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后，如何挖掘新技術紅利，自然更多地要靠創新，靠新技術、新的產品、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管理模式不斷形成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重啟真正的市場化供給側改革，還是回到需求刺激的老路？

　　顯然，在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可以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增長的條件，利用其豐富的生產要素和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驅動力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經過四十年的快速增長之后，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越來越小，生產要素的供給成本越來越高，后發技術紅利逐漸減少。當這樣的歷史階段到來以后，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仍然圍繞著過去刺激總需求的政策，政策的效果自然是遞減的——這就是為什么我早在2012年就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呼吁“供給側改革”的初心：從增長本質出發，重啟經濟體制改革、降低要素供給成本、重視新技術和新供給的驅動，再造新紅利。

　　如今，當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連續10年下行，逼近6%的下限，面對是否要保6、如何保6的艱難選擇，一定要認識到保6的背后是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增長的動力和機制的問題。

　　保6如果是為了穩就業，為了民生和社會穩定，必須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那是有必要的；反之，如果為了多年前制定的一個什么目標，實在是沒有必要。

　　能不能成功保6？我覺得如果逆周期的總需求刺激政策力度足夠大，至少今年是沒問題的。然而在快速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的后期階段，逆周期調控政策的力度和結構也非常重要，千萬不能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大搞重復建設、樓堂館所而造成巨大浪費和更嚴重的產能過剩，而應該緊緊圍繞新基礎設施和民生需要，適時“更寬松的結構性政策”。

　　至于保6能保多久？這要取決于在短期的逆周期政策之外，能否圍繞經濟增長的條件、要素和驅動力，真正深化改革，再造新紅利。

　　至此保6之年，我們還必須思考和討論：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最長的這一輪增速下行，到底是周期性問題，還是長期性問題？主要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本質上是靠逆周期調控來解決，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來重新打造中長期增長的新紅利？如果短期真的有總需求不足，站在總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真的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還是供給結構老化？漸進式改革雖然完勝休克療法，但是為什么漸進式改革是不徹底的，遺留下了哪些計劃經濟的“沙礫”？

　　本文是作者新著《新供給經濟學：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的緒論部分（上）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