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益平

　　中國金融業如何實現高質量的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過去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從不同層面討論。

　　我們剛剛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面30年和后面40年是怎么走過來的？總體來說，中國從過去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中高收入國家，這非常了不起。同時我們也知道，中國有兩個“百年計劃”，其中第二個是指到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中國要成為一個富強、民主、發達的經濟體。

　　如果以百年計劃來看，我們今天是站在過去70年和未來30年的時點上，距離百年目標的實現還有一定的差距，而且還面臨不少新的較大的變化。

　　中國經濟在未來30年可能會面對什么樣的挑戰？北大國發院最近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聯合課題組，對此進行了研究。總結起來，最重要的挑戰有三：

　　第一，中國曾經的所謂低成本優勢一去不復返。過去，中國靠低成本優勢支撐了要素投入型的增長，但未來的增長更多要依靠創新。隨著成本水平不斷提高，對生產率的要求會變得越來越強，增長模式勢必須改變。

　　第二，人口結構的變化。過去中國有人口紅利，即在總人口中，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使得中國總體的勞動生產率變得越來越高。但現在早已經走過劉易斯拐點，曲線已經進入下降階段。目前掌握的數據表明，中國的勞動人口大概以每年500-800萬的數量減少，老年人口則以每年1000-1200萬的數量在增加。這一變化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會帶來很多挑戰。其中消費需求會減弱，勞動供給會減少，同時對整個社會的養老、醫保等開支需求會持續增加。這也需要中國未來的增長道路和過去有所差異。

　　第三，全球貿易格局和趨勢的變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可以看到所謂的逆全球化措施漸多，中國曾受益于全球化，并以此推動經濟增長，未來就有個懸念：我們還能不能主要依靠外部市場支持增長？這可能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從這三個變化來看，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過去的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為此，金融行業也要做出相應的改變，既實現自身的高質量增長，同時為整個經濟的轉型提供更好的支撐。

　　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比較豐富。一方面，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關系，但在模式上并不唯一。

　　林毅夫教授曾在研究中提出一個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特征相匹配的所謂最優金融結構，這是新結構經濟學里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從道理上，我非常贊同這樣的看法。如果某國的經濟發展主要就是靠低成本優勢、粗放式擴張，應該存在一套相對適宜的金融體系。客觀地說，中國現在的金融體系就比較適合支持過去那種大企業、制造業、粗放式的擴張，原因在于過去用的很多技術，雖然也有創新，但相對來說比較成熟，企業所遇到的困難和風險主要來自管理和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以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沒有問題。

　　為什么現在遇到了問題？大家發現中國的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減弱了，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變得突出了，而且有點難解。我個人認為，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經濟增長模式正在改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是，創新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推動創新最主要的力量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銀行如果還和過去一樣，只看所謂的歷史數據、抵押資產、政府擔保等因素來決定是否發放貸款，面對小微企業時就會有點束手無策。

　　所以按照林毅夫老師的觀點，現在適宜的金融體系就應該多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幫助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多發展資本市場，支持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從大框架來說，我非常贊同，但也想做一點點修正，原因在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結構的變化不如經濟結構快，相對比較慢。舉個例子，現在大家都說中國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比重要直線上升，因為英美發達國家似乎都是這樣的金融結構。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德國、日本等間接融資的比重仍然很高，和中國的金融結構相差不太遠。這兩個也是發達經濟體。

　　這就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一個經濟體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比重，可能既有政策因素的作用，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英美和德日的差異就意味著金融結構可能跟政治文化、社會傳統等因素也有很深的關系。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的同時，傳統的、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等，恐怕短時間內仍然要發揮很大作用。德國和日本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仍然在有力地支持著實體經濟發展。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傳統金融機構也需要創新和轉型，也要主動轉向數字化。

　　另一方面，金融創新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中國經濟當中，金融創新已經風起云涌，影子銀行風風火火，獲得巨大發展、支持實體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的同時，也帶來很多新的風險。影子銀行為什么能做這么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很多交易在正規的金融機構里做不成，不得不從表內轉到表外。

　　數字金融也一樣，為什么發展這么快？就是因為傳統金融部門的供給不足很嚴重，小微企業和窮人無法獲得很好的金融服務，所以數字金融產品一推出就受到大家的歡迎。我們需要看到數字金融的兩面：一方面實實在在地服務了實體經濟，另一方面，確確實實帶來了很多風險。相關部門最近一直在治理、整治、規范數字金融行業，至今尚未完成。

　　我的判斷是：中國要想實現高質量的金融發展，需要雙管齊下。

　　一“管”是大力支持很多新的金融業態、金融產品、金融機構的發展，尤其是那些能實實在在服務創新型實體經濟發展的。這是對整體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大力支持。關鍵是把握好創新和穩定之間的平衡。

　　另一“管”是在中國可預見的未來，傳統金融機構仍然是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要不斷推動傳統金融機構的改革和轉型，使他們與數字技術深入結合，從而在服務傳統實體的基礎上，也能更好地服務創新型經濟體的需求。我認為這是更迫切、更有意義的工作。

　　本文為作者在2019中國銀行保險業國際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