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這篇文章是對中國經濟走勢一些最新的觀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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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緣起是我注意到的一種有趣現象：當經濟增速不斷下行時，政府的承受力、容忍度似乎比較強，而一向反對“GDP崇拜”和“以增長論英雄”的經濟學家，則越來越多地呼吁政府要積極出手，保增長，促增長。

　　今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為6.0%，是1992年有季度GDP統計后的最低。

　　接下來會不會破6？破6會不會造成社會心理震蕩和連鎖負反應，比如經濟主體更加現金為王落袋為安，投資與消費意愿不振，導致增速進一步下行？

　　近期和經濟學家交流，發現不少一直主張結構性改革的學者（從投資拉動到內需拉動，從外延擴張到轉型升級，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提高服務業占比，約束地方負債，打破剛性兌付等），現在都把增長訴求放在改革之前，主張貨幣寬松，壓低利率，擴張財政，中央政府加杠桿擴充總需求，增加對地方發債的容忍度，在環保和金融去杠桿等方面注重微調、不搞一刀切，等等。他們擔心如果增速一直掉下去，就不是L型那一橫，而是那一豎！

　　經濟增速的下行，中小企業、制造業賺錢難，汽車、手機、家電等大行業銷量下行，地方財政壓力增長，金融去杠桿不斷爆雷，豬肉價格高企等因素疊加，讓很多人都感到心慌。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10月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為49.3%，在榮枯線以下繼續回落。我平時接觸制造業、民企、地方政府都有一些，對這些情況也感同身受。

　　在日益強烈的擔憂下，你會發現，2014年提出“新5%比舊8%好”（通過改革構筑的5%新增長平臺比靠刺激勉強維持的7%-8%舊增長平臺要好）的學者，最近一直在呼吁降準降息。也有學者很認真地提出，全球債務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各國央行都在走向“負利率+量化寬松”，以維持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暗示中國央行也應多印錢，多釋放流動性。

　　從我的觀察看，相比往年，今年政府之手已經比較積極。

　　先看財政。1-9月國債發行近3萬億元，同比增加12%；地方債券發行4.18萬億元，同比增加10%，其中新增債券已發完全年限額（3.08萬億元）的98.7%，很多地方已完成全年發債任務。新增債券分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國務院已明確可根據地方需要提前下達2020年專項債部分新增額度，且首次允許將部分專項債作為符合條件的重大項目的資本金，這樣，更多基建、民生項目的資本金可以通過發行專項債來獲得。

　　同時，前三季度累計新增減稅1.5萬多億元，新增社保費降費2700億元，全年新增減稅降費估計接近2萬億，這也是政府很大的出手。

　　再看貨幣。9月央行宣布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對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從之前的結構降準，到現在的“全面降準+定向降準”，寬松度無疑提高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政府可能覺得已經夠積極，但民間和學者覺得還不夠，特別是一看到增速還在下行，更覺政策力度不夠。

　　現在的經濟增速比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后2009年一季度的6.2%還要低，政府為何沒有像2009年4萬億那樣用猛藥？

　　我想，一是就業還比較穩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長（前三季度為6.1%）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二是一些結構性指標表現得還可以（如服務業發展、最終消費支出對增長貢獻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高技術產業投資和社會領域投資增速、萬元GDP能耗）。所以政府有壓力，但并不焦慮，在穩增長同時強調保持戰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認為經濟下行壓力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所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條主線不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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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待和理解上述現象？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

　　在回答之前，先做些國際比較。放在全球，中國今天的增速下行并不是大問題。

　　過去兩個月我出了四次國，日本京都、東京，英國北愛爾蘭，美國紐約，經常聽到一句話，“這里幾十年前就是這樣了”，他們很羨慕中國的變化和速度。2018年日本經濟增速為0.7%，英國為1.4%，美國最好，為2.9%。這些地方讓我產生了“發達后社會”的概念，即它們若干年前就已基本實現現代化，雖然后來增速慢了，但社會仍在一個比較高的文明水平上運轉，盡管是慢增長、微增長甚至有時是負增長，社會基本上仍有條不紊，企業仍能找到生存發展之道。

　　拿北愛爾蘭來說，最近這里的PMI只有44，是一個顯示衰退的數字，但我看了多家企業，都很有生命力。無論是傳統的威士忌酒廠Bushmills還是百年茶葉企業Thompson，抑或科技型的醫療健康診斷企業Randox和世界級物料處理公司Terex，以及全球多家頂級球隊都在使用的運動員表現監控與分析系統公司STATsports，都有非常獨特的競爭力，且基本都在全球開展業務。給我的印象是，即使一個國家經濟增速很低，但只要有一批健康發展的企業，就業就有保證，社會差不到哪里去。

　　再說日本。日本厚生省今年初公布的最新日本人均年薪收入為458萬日元，相當于30萬元人民幣，在日本已經27年的資深媒體人徐靜波說“幾乎20年沒漲”，我問他物價怎么樣，他說幾乎也沒漲，有些年CPI還是負數。《日本經濟新聞》有一項調查，它通過日經POS（零售終端信息管理系統）收集了全國460家超市的價格信息，調查整個平成年代（1989-2018年）年平均價格的走勢。以有可比數據的約1600種商品進行統計，發現這30年近一半食品與日用品的店面價格出現下降。30年間日本的CPI（不含生鮮食品）只上漲了10%以上。由于生產轉移至中國等原因，在文具和洗滌劑等日用品中，價格降低3-6成的商品很多。日本這樣二三十年“幾乎不漲的社會”，我們肯定難以接受，但日本已經這樣沉靜多年。

　　當然有人會說，中國今天發展水平還不高，速度不應該這么早就下來。

　　再來做一下長周期比較。拿中國和日本、德國和韓國這三個“二戰后”的崛起典型來對比。

　　中國經濟已持續增長40年，年均實際增長9.5%，同期世界經濟增速是2.9%。在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1992-1995年、2003-2007年是兩個增速最快的時期，增速全都超過10%，1992年和2007年作為峰值超過14%。2008-2011年為次高周期，增速分別為9.65%、9.4%、10.64%、9.55%，2012-2014年進入“7時代”（從2011年9.5%直接降到2012年7.9%），2015年至今進入“6時代”。

　　日本1955-1970年年均增速9.7%，最黃金的1966-1970年增速都在兩位數以上。1970-1979年平均為5.2%，除1972、1973年在8%以上，其余年份大多在5%以下。1980-1989年為3.8%，90年代后掉到1.5%左右。剔除價格因素（長期通縮），1997-2017年日本GDP實際增長16.5%，年均增長率不足1%。當然，日本的海外投資創造了很大的國民生產總值，“再造了一個日本”。

　　德國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增速為年均7.9%，60年代降到4.6%，70年代為2.94%，1980和90年代為1.85%左右。最近幾年德國的增速為：2014年1.93%，2015年1.74%，2016年1.94%，2017年2.22%，2018年1.5%。預計2019年為0.6%。

　　韓國從1960年代初到2000年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非常強勁，可與中國一比，但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增速超過5%的年份只有4個，低于3%的年份則有8個，2012年迄今韓國的增速分別為：2.29%，2.9%，3.34%，2.79%，2.93%，3.06%，2.67%。今年預計增速在2.4%-2.5%。

　　比較可見，中國增速在全球大國中仍屬翹楚，逐步下臺階是國際規律，且中國下臺階的速度算不上陡。很多產業都有峰值，不可能一直增長下去。還有老齡化的影響。中速增長是合理結局。這方面中國學者有大量研究，就不重復了。

　　如果經濟增速的下行有客觀性，靠簡單刺激的作用并不大。中國到9月末的M2（廣義貨幣供應）為195萬億元，是GDP的兩倍多，M2增速同比增長8.4%，略高于1-9月的GDP名義增加值（7.9%），因此很難說現在的貨幣政策是緊的。我在日本聽朋友講，前幾年日本政府采取“直升機撒錢”的辦法，向2200萬低收入人群每人發放150美元，連到日本留學的外國學生也有一份，但他們拿到錢就存銀行也不花費。所以老師在課堂上說：“經濟學家說直升機撒錢可以刺激消費，你們現在知道了吧，拿到錢的人都揣進了腰包。”

　　我認同中國經濟的潛力和韌性，但不相信單靠貨幣和財政刺激就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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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整個增速下行，賺錢難度顯然加大了，以前的一些產業的營商壓力也越來越大。那么我們的信心來自哪里？

　　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主要來自三點，一是全民族的奮斗精神、創業精神依然旺盛，不想拼了、想安逸些的情況是少數；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蘊含的客觀潛力仍在（如下沉市場，人的城市化，城鄉衛生教育等資源差距較大等等）；三是整個經濟中，好經濟、新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資源配置的大方向是對頭的。前兩點過去談過不少，這里重點說一說第三點。

　　1、雖然實業辛苦，但實業中的好處正向優質公司集中

　　中國經濟的總需求現在的確不夠旺盛。連最好的一些白馬公司，在銷售額增長上也感到吃力。今年前三季度，美的、格力、海爾智家的營業收入分別增長了7.37%、4.26%、7.7%，都是個位數。伊利收入增長了12%，青島啤酒增長了5.31%，相比過去都回落了。我和伊利、青島啤酒做過交流，大路產品現在利潤微薄，只是保量，更多要靠高價值的創新產品獲利。這兩家公司都在大健康領域開發了很多新品（如飲料）。但從利潤角度看，前三季度美的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19.08%，格力電器增長4.73%，海爾智家增長26.2%，伊利增長11.55%，青島啤酒增長23.15%，說明產業集中度提高之后，行業利潤更多向龍頭公司集聚。

　　2、創新使很多新公司、大公司還在高增長

　　歐萊雅是全球最大美妝公司，從1997年進入中國已經22年，2018年在中國實現了高達33%的增長（全集團可比銷售增幅為7.1%），由于中國的出色表現，歐萊雅亞太地區的銷售額已突破70億歐元。喜茶2012年才在江門開了第一家店，目前在全國有超過300家門店，其估值是家樂福中國的1.5倍。海底撈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長接近60%，凈利潤增長41%，上半年新開了130家。2012年成立的三只松鼠比2000年成立在同一個地方的洽洽食品的市值高60%。小米用9年時間進入了世界500強。不一一講述這些故事，但核心都是創新以及建立消費者粘性。

　　3、新生代企業和企業家正在成為主角

　　曾幾何時，BAT似乎是難以逾越的，但最近幾個月，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市值排行，除了阿里和騰訊遙遙領先，第三和第四已經變成美團和拼多多。美團的市值差不多是百度和網易的兩倍。創立4年的拼多多的市值是創立20年的攜程的2.5倍。江山代有才人出，跟不上就會掉隊，騰訊如果沒有微信也會落伍。除了美團、拼多多、滴滴這樣的巨型獨角獸，還有很多年輕的科創公司在快速生長。2019的“胡潤全球獨角獸榜”共484家上榜，中國有206家，美國有203家，中國首次在數量上超越美國，北京也以82家超過舊金山的55家成為全球獨角獸最多的城市。2020年代的主角注定會交給他們。

　　4、科技創新進入應用加速期，數字化創新平臺提升全社會效率

　　雖然經濟放緩，但中國的科技經費投入力度一直在加大，2018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近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8%，經費投入與GDP之比為2.19%，已超過2017年歐盟15國2.13%的平均水平。2018年中國創新指數首次突破200（基期2005年的指數值為100），達到212.0。在AI、大數據、云計算、量子信息、激光技術、5G、物聯網、機器人、免疫治療和基因診療、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很多方面，科技創新與產業、社會的融合日益密切，在應用方面正在加速。同時，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批數字化創新平臺，為經濟和社會賦能，提升全社會的效率。近期中國對區塊鏈的重視標志著中國在移動互聯網之后又在探索新的基礎設施革新方向，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5、新消費不斷涌動

　　從物流到支付，中國消費的基礎設施在不斷完善。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人口已經超過之前出生的人口，50、60后逐漸老齡化的銀發族則是具備相當強消費力的代際，中國出現了多場景的消費結構，如國際化消費族，我在日本聽到一個說法，日本要做中國中高端人群消費的“后花園”；高端化消費族；網上潮流族；新中產一族；五環外性價比一族；有待開發的沉默一族，等等。總體看，未來15到20年，中國有可能發展出一個兩倍于美國的世界最大消費市場。

　　6、營商環境不斷改善

　　世界銀行剛剛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稱，由于大力推進改革議程，中國連續第二年躋身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排名前十。中國在營商環境方面已超越法國、荷蘭和瑞士，在190個經濟體中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當然，世界銀行對中國的采樣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就全國來看情況不會這么樂觀，但中國的改善明顯在加速度，《2014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為96名，2017、2018年為78名，2019年為46名，2020年報告再前進15名。

　　從以上這些角度看，中國經濟中，好的部分，強的部分，新的部分，其比重是在增多的。這種“把好放在快的前面”的資源配置方向是可取的。何況盡管增速慢一點，但增量還是很高，今天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是差不多1萬億人民幣的規模。“中速度，高增量，提質增效”是主流趨勢，好公司、強公司、真正有價值的新公司，并不是結構性之痛的對象，而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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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說，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完美，沒有改進空間了呢？也不是。

　　在這方面，我認同很多學者的觀點，就是我們在政策、體制、具體執行等方面，還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

　　例如，近一年來的豬肉價格高企，在很大程度是因為前幾年環保禁養，弄得擴大化了，在取締不少中小養殖戶的同時，沒有創造條件，幫助中型以上養殖戶把規模做大，以對沖禁養所帶來的供給收縮。

　　又如，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規模以上工業利潤情況可見，2015年私營企業實現的利潤總額（23221.6億元）是國有控股企業（10944億元）的2.1倍，到2018年國有控股企業實現的利潤總額（18583.1億元）是私營企業（17137億元）的1.08倍，掉了個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企在上游借助帶有行政性色彩的整合，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可以不斷提價創利，而民企基本在下游，因為產能過剩只能自生自滅。

　　再如，根據中金公司的測算，今年前三季度，全部A股公司、金融類公司、非金融類公司的凈利潤分別增長了7.2%、16.6%和-1.4%，它們的收入增速則分別是9.5%、13.8%、8.7%。這些數字表明，整個A股中利潤增長最快的部分是金融類公司，沒有它們的增長整個A股的利潤增長會很差，但這也正是問題所在，如果非金融公司能分享多一些利潤，實體經濟和制造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再從主板非金融公司、中小板、創業板、科創板來看，前三季度利潤增速分別是-1.8%、1.5%、-6.1%、21.9%，除了剛剛啟動的科創板，做實業的公司包括科技型實業公司的日子也不好過。

　　還比如，近年來在互聯網金融、數字內容、民辦教育等方面的管制一直在加強，有些做法比較生硬，而相應的鼓勵政策和“給出路”卻不足。

　　上述問題，并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的問題，而是一些體制性、觀念性、政策性的老問題。但當這些老問題與結構性改革糾纏到一起時，就會帶來新的結構問題，如民企事實上并未獲得產業準入、金融支持等平等待遇，如金融強勢而實體弱勢，如文教醫療等領域的開放度問題。

　　換言之，只有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更好地同步解決體制性、觀念性問題，才能使結構性改革獲得更廣的支持，才會有更美好的未來。而這又要回到18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改決定上。必須進一步全面改革，不能因為中國經濟整體向好就忽視應該改革的地方，或者把本來該改的問題當成是成功的原因。那樣的話，結構性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也可能鞏固不了。

　　此外，在結構性改革中還要盡量爭取好的外部環境。在日本有一個突出印象，就是在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加劇的背景下，中日之間存在很多經濟互補的地方。我們應該利用中國的市場優勢，盡可能地推動對外開放，多交朋友，也給自己打開新的空間。

　　中國經濟中一些陳舊的、落后的東西，其命運可謂“落木蕭蕭下”；一些新興的、新生的力量，則可謂“花開在眼前”。這是好的更替，所以對未來，不必焦慮和悲觀。

　　同時，結構性問題，體制性問題，外部性問題，素質性問題，觀念性問題，等等，糾結在一起，對經濟發展也構成了相當多阻撓和壓力。亟需深化改革。所以對未來，要清醒，要努力。

　　注：本文有刪減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