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

　　“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經濟變量普遍性的反復漲落，構成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期；經濟周期的首尾相繼，聯結中國經濟的歷史軌跡。歷經七十年風雨兼程，中國經濟開拓出獨具特色的周期演進之路。遵循學術范式，我們以經濟增速為核心指標，按照“谷-谷”法規則，將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劃分為12個小周期。

　　總體而言，這些周期從屬于三大階段，在經濟規律和歷史環境的碰撞之下，于經濟波動的路徑、動因、關聯性等層面呈現各自鮮明的特征，為洞悉中國經濟發展脈絡提供了超長期的歷史視角。基于這一視角，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具有增長性、穩健性和靈活性三大特性。由此展望未來，中國經濟的周期演進有望進一步趨于平穩，高質量發展時代的增長韌性和結構性機遇值得期待。

　　一、計劃經濟階段（1953-1976）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1950-1952年為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經濟增長保持平穩。由此發軔，中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始自力更生的現代化建設，經濟亦正式邁入周期波動軌道。這一階段涵蓋5個小經濟周期，分別為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7年、1968-1972年以及1973-1976年，總體而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根據學理，經濟周期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古典周期，即國民經濟活動的絕對水平交替出現上升和下降。二是增長周期，即國民經濟活動的相對增長交替出現提速和放緩。在本階段，除第一個小周期外，后四個小周期在衰退階段均出現經濟負增長，表明古典周期在本階段占主導地位。與之相匹配，本階段周期波動呈現大起大落的不穩定性。其中，周期峰位和谷位的經濟增速差值最大為48.6個百分點，差值中樞為21.9個百分點，年度經濟增速的標準差為10.5，均為建國以來三大階段中最高。

　　第二，市場缺位的供求失衡。在這一階段，中國經濟主要由計劃經濟體制調節，缺少價格信號和市場機制對要素資源的定價和配置。短期來看，計劃指令的硬性調控，配合以工業投資為主導的擴張方向，能夠較快刺激總需求，推動經濟迅速升溫；但長期來看，計劃的主觀性、粗放性和非靈活性，疊加本階段“短缺經濟”的客觀掣肘，容易使總需求超越總供給，導致高增長難以維系并透支后期需求，從而產生和放大了經濟周期波動。在這一階段，周期峰位至谷位的平均間隔僅約為2年，其中1953年、1956年、1958年、1966年、1970年、1973年、1975年均出現因總需求過快升溫而導致來年經濟增速驟降的轉折。

　　第三，利弊共存的封閉波動。受制于冷戰時期的國際形勢，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相對隔絕于國際市場以外。在此階段，外貿進出口額占GDP比重的年度均值僅為8.0%，遠低于1977-2018年的均值34.4%。一方面，這一格局為民族工業體系的自主發展提供了必要環境，同時將基礎薄弱的國內經濟與國際市場的風險因素相隔離，有效避免了全球經濟周期的外溢沖擊。但是，另一方面，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導致 “短缺經濟”的瓶頸難以打破。由此，計劃經濟體制下內生的供求失衡被再度放大，進一步加劇了自身經濟周期的波動性。

　　二、改革開放階段（1977-2009）

　　從1977年十一大宣告“文革”結束，到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新中國的發展邁過歷史轉折點，步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周期的運行亦開啟新階段。這一階段共涵蓋5個小周期，分別是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迥異于計劃經濟階段，伴隨改革開放的大潮涌動，經濟周期的特征迎來新轉變。

　　第一，穩健上行的增長周期。得益于經濟體制的轉型和市場機制的建立，中國經濟被壓抑已久的要素活力得到釋放，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總需求實現長足發展。這一歷史性變革在經濟周期上的首要體現，即為增長周期對古典周期的取代。在這一階段，經濟衰退僅表現為增速的相對下滑，并未出現經濟總量上的衰減，5個經濟周期均為增長周期。

　　第二，走向市場的改革陣痛。這一改革階段，市場“無形之手”逐步成長，與政府“有形之手”共同承擔起調節供求平衡的重任。一方面，初生的市場機制所激活的發展動力，與計劃經濟遺留的“投資饑渴癥”相疊加，導致投資規模擴張過快、片面追求高增速的問題。另一方面，“價格雙軌制”退出之后，物價的大幅起落一度對經濟周期形成擾動。但是，改革最終功不唐捐，邁過階段性陣痛之后，市場 “無形之手”更加靈活高效地匹配供求兩側，發揮出熨平經濟周期的功能。基于此， 2000-2009年，中國經濟迎來一輪長達10年的經濟周期，其中擴張期為7年，創下建國以來之最。

　　第三，擁抱全球的周期聯動。對內改革的同時，中國經濟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志，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核心一環。一方面，通過對接全球市場，“外需驅動—制造業發展—外資流入”的良性循環形成。得益于對外開放驅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中國經濟供求的主要矛盾從生產水平較低、供不應求的內向型“短缺經濟”，轉向為供大于求（內需）、生產水平較高的外向型“世界工廠”。這也是增長周期取代古典周期的動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在擁抱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大氣候的周期性沖擊。其中，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均發生在中國經濟內部周期下行軌道中，顯著放大了順周期的壓力。

　　三、“減速增質”階段（2010-2019）

　　以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作為序曲，“拐點”成為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關鍵詞。無論是內部增長動力、發展模式還是外部國際環境，一系列數十年量級的歷史性拐點紛至沓來，推動中國經濟步入“減速增質”新格局。截止目前，這一階段可以分為2個小周期，即2010-2015年、2016-2019年（尚未結束），并且本階段有望長期延續。在拐點共振之下，“減速增質”階段的經濟周期展露以下新特點：

　　第一，L型的減速增質。這一階段，中國增長動力之源從擴大要素投入轉向提振全要素生產率，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受此影響，在“4萬億”政策刺激效應衰減之后，中國經濟步入“三期疊加”狀態，然后在新常態下開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型。一方面，“唯GDP論”退出歷史舞臺，經濟增速穩步下臺階。在此階段，增速中樞打破8%以上的傳統束縛，逐步下滑至7%以內，但是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位居前列。另一方面，經濟增速峰值和谷值的差異不再明顯，逐年的波動亦更加平滑，年度增速的標準差降為1.3，遠低于前兩個階段。

　　第二，日漸重要的金融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步伐并未停滯，金融因素對經濟周期的影響亦由量及質。其一，金融深化注入增長新活力。一方面，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和“投資效應”，在需求側成為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的推進器；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定價和篩選功能，在供給側加速了實體經濟的優勝劣汰和新舊更迭，由此市場對總供求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完善。其二，金融風險成為周期新隱患。宏觀層面杠桿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微觀層面股災等風險事件的漸次發生，使得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上升為重要國策，防控金融風險和“結構性去杠桿”成為政策重點。

　　第三，由外向內的重心遷移。在這一階段，全球治理體系、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地緣政治格局均發生長趨勢裂變。其一，全球經濟長期處于危機陰影，總需求疲弱成為常態。其二，中美經貿博弈走向長期化、復雜化。兩國經濟局部去一體化的風險加速逼近，由此引致的全球產業鏈重塑亦為中國經濟增加外部不確定性。受此影響，內需成為穩定經濟周期的壓艙石以此為起點，中國經濟由供大于求（內需）的外向型“世界工廠”，漸次轉向供需匹配、內外均衡的內生增長模式。

　　回顧七十年篳路藍縷，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呈現三大特性。第一，增長性。從改革開放階段開始，增長周期就代替古典周期成為主流，周期波動不改經濟增長的長期韌性，中國經濟增速長期位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前列。第二，穩健性。經濟波動從“大起大落”轉為“大起緩落”，繼而再轉為“緩起緩落”，同時經濟周期的長度逐步延展、切換趨于平滑。第三，靈活性。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動力源泉、內外關系等深層要素始終保持靈活調整和與時俱進，以變革之“動”實現周期之“穩”。雖然當前在內外因素共振之下，中國經濟短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但是其穿越周期的穩定錨并未動搖，長期發展的動力源持續更新，由此中國經濟的增長韌性和結構性機遇依然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