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姚洋

　　高質量發展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經濟轉型的方向。近年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國內消費的比重增加，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過剩產能大大減少；房地產庫存不斷消化；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勢頭得到抑制。在這個節點上，中國經濟迎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2.0版本，其核心就是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從何入手？從世界范圍的經驗以及我國的具體實踐來看，發展高質量的制造業，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抓手。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一些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動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只有11個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在這些經濟體的諸多共性中，制造業的發展是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這些經濟體都經歷了持久和深入的工業化，并在進入中等收入之后20年至25年達到頂峰；此時，制造業就業比例達到35%，增加值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0%以上。在此之后，這些經濟體開始去工業化過程，制造業的就業和增加值份額都開始下降，但是，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說明制造業的創新和升級仍然非常活躍。反觀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它們既沒有徹底的工業化，也沒有制造業的持續發展。制造業之所以是造成兩類國家分野的主因之一，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制造業是一個國家技術創新的源泉。制造業的部門很多，新產品層出不窮，舊產品的改進空間也很大，因此具備近乎無限的創新空間。反觀資源產業和服務業，創新的空間就相對有限。資源產業發展到今天，其采掘技術已經非常成熟，進步空間很小。在這種情況下，豐富的資源往往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福音，因為社會的注意力會集中在對資源的爭奪上，由此極容易造成畸形的產業結構和腐敗的風險。而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空間也很小，容易形成過度的“創新”。比如，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部門迅速膨脹，從而造成了整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擠壓，中間技術的企業紛紛遷移到海外，制造業大幅萎縮，中間工作機會消失殆盡。當今美國社會的撕裂，與其畸形的經濟結構有很大的關系。

　　其次，制造業是高質量服務業發展的動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規模遠大于制造業，但這不等于說它們的產業結構很完美。恰恰相反，這些國家的服務業都是像家政服務、餐飲這樣的低端服務業，金融、保險、設計、咨詢和教育這樣的高端服務業比例很低。高端服務業一定是在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現的，而早期收入水平的提高，只能由制造業提供。另一方面，制造業本身的發展，也催生針對企業的高質量服務業。服務業的本質之一就是服務于制造業；沒有成熟的制造業，就不可能有好的服務業。

　　第三，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的關鍵。保持國際競爭力不僅是為了把產品賣到別的國家去，更是為了提升本國經濟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許多發展中國家擁有很多的資源，卻總是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陷入國際貿易分工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本國工業基礎過于薄弱，無法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另外，由于沒有像樣的工業，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依賴進口提供民眾的日常消費品，一旦出現國際市場供應緊張或本國貨幣貶值的情況，國內物價就會暴漲，從而造成社會的動蕩。

　　中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恰逢其時

　　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前30年的艱苦奮斗和后40年的強力趕超，我國的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和出口產品價值均居世界首位，并且擁有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門類和最大的產業大軍；在一些高科技領域，我國已然進入世界第一陣營。與其他成功的經濟體一樣，在深入工業化之后，我國也進入了去工業化進程。但是，去工業化僅僅指的是工業就業和增加值份額下降，而不是說工業停止增長。恰恰相反，現在正是需要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時候。

　　與先進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的質量仍然擁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我們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差距而感到自愧弗如。過去70年的偉大成就告訴我們，我國有能力在短時間內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擁有巨大提升空間

　　制造業是強國之基，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擁有巨大的提升空間，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首先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在工業化的高峰時期，制造業的發展路徑是比較明確的；特別是在我國，出口是推動我國工業化的重要手段，因而，政府只要促進出口產業的發展就完成了一大半的任務。在工業化高峰過去之后，上大項目、搞大工程的時代結束了，精細化成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在這個階段，市場分散的挑選機制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創新的最大特點是不確定性，而處理不確定性的最好辦法是分散決策，因為分散決策不僅有利于收集信息，而且有利于降低失敗之后的成本。

　　在這方面，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這兩個國家在其他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就業已經降到10%以下的時候，它們的制造業就業仍然在25%左右。盡管大企業在兩個國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它們的制造業能夠長期處于世界前沿，與其數不清的“隱形冠軍”有很大關系。所謂“隱形冠軍”，就是在一個細分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且在這個領域的國際市場上擁有很大市場份額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只給大企業做配套產品，因而不為公眾所知曉，但它們是推動制造業技術進步的主力。它們最終能夠成為冠軍，完全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我國也存在許多這樣的“隱形冠軍”；工業和信息化部和一些省份每年都更新“隱形冠軍”的統計。這是好事，可以促進社會對中小高精尖制造業企業的認識；但也要避免把發展“隱形冠軍”作為政績指標的傾向，以避免出現揠苗助長的現象。

　　其次是要做好對社會資金的引導，讓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是世界性的難題。我國政府已經多次出臺政策，鼓勵金融部門的資金向中小企業傾斜。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必須認識到的是，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較高，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要廣開門路，在拓展融資渠道上多下功夫。一方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適當鼓勵金融創新，以分散的形式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術提供的機會，幫助銀行提高控制風險的能力，從而促進它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如，區塊鏈技術可以實現對企業經營環節的全面監控，以區塊鏈技術為底層架構的供應鏈金融可以大大降低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

　　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民眾生活的便利程度；在過去的幾年里，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經營模式創新層出不窮。然而，互聯網熱也導致“互聯網焦慮”：一個企業如果不“觸網”，似乎就不先進、沒有創新。社會上也彌漫著掙快錢的風氣，資金都蜂擁到所謂的“風口”行業，反而造成極大的資金浪費。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提出，起到了為創新正本清源的作用。各級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實體經濟，投入到實實在在的產品創新上去。

　　第三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轉化和人才的培養工作。在過去的20年里，我國的科研實力實現了快速的趕超，科研質量大大提高，但是科研成果的轉化仍然是一個大問題。此外，盡管大學教育實現了大發展，但畢業生的結構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對現有的高校進行分類，將部分高校轉型為技術類大學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在過去的20年里，高校紛紛升級，都想成為研究型大學，這種傾向需要扭轉。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高等教育大國，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也就100多家；以此觀之，我國1200多所高校當中，絕大多數應該轉型為技術型或純教學型大學。

　　第四是要為制造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近年來，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減稅降費措施，切實地降低了制造業企業的成本。但是，減稅是有限度的，政府還要在其他方面想辦法。一是增加政策的穩定性，杜絕朝令夕改的現象。政府要集中精力穩定宏觀經濟，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二是專注于營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慎重出臺產業鼓勵政策。我國的產業政策總體是成功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騙補”現象就是其中之一。三是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穩定制造業的工人隊伍。美國等國的“再工業化”之所以難以啟動，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多少人愿意從事工業生產了。我國也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苗頭，大量工人流出制造業，到收入更高的服務業工作。過去，工人的收入與技術員的收入差距不大，計件工人的工資甚至可以超過技術員的工資；而且，八級工制度給予工人較高的社會地位，讓工人安心從事生產工作。為此，應鼓勵大企業開辦職業技校，建立新的工人職稱體系，提升工人的社會地位。

　　制造業是我國的立國之本，高質量發展必須落實到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上來。如果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務是完成經濟結構調整的話，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在國際形勢多變的今天，發展高質量制造業、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顯得尤為重要。未來30年，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成為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制造業在其中必然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