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曾剛

　　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為進一步完善金融服務、推動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金融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和人民生活。

　　總體上看，我國過去幾十年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的成績有目共睹，但也存在很多問題，制約了金融效率和功能的充分發揮，一方面是金融體系自身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金融結構上存在問題。

　　我們看到，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雖相當龐大，但服務小微、三農以及民營企業等薄弱環節的主體和資金卻相當有限，導致有效供給不足。如何通過優化融資結構、豐富金融機構主體、優化金融市場體系以及圍繞市場需求進行創新，來提高金融對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精準支持力度，是當前金融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課題。

　　從金融從業者的角度來看，如何利用新興技術手段，針對特定客戶的需求及風險特征，進行數字普惠金融創新，是踐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所謂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可以通過金融科技手段來促進普惠金融的創新。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交易，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擴大普惠金融的覆蓋范圍，實現對金融服務不足的群體（如小微、三農客戶）更好的支持。

　　一、數字普惠金融的破局之道

　　加大對小微、“三農”等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從實踐來看，可獲得性不高、可負擔性差、成本高難以持續，均是導致傳統金融有效供給不足的重要因素。

　　在傳統的金融模式下，“義”（可負擔）和“利”（商業可持續）很難兼得，要打破這一對矛盾，需要進行服務模式上的創新，而數字普惠金融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所謂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可以通過金融科技手段來促進普惠金融的創新。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交易，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擴大普惠金融的覆蓋范圍，實現對金融服務不足的群體（如小微、三農客戶）更好的支持。

　　第一，數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金融科技使得普惠金融的成本下降、利潤增厚必然促進更多的金融機構應用金融科技提供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提高了普惠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同時，金融科技還提高了普惠金融覆蓋的速度和廣度，不但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需要下設網點接觸客戶的物理限制，甚至可以基于大數據主動尋找潛在客戶，不僅大大提高了普惠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還使得服務更加精準化。

　　第二，數字普惠金融提高了普惠金融的可負擔性。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普惠金融領域的應用，可以幫助服務提供者從從分銷到客服到后臺運營的整條金融服務鏈上降低成本，并且實現了從貸前征信到貸后催還的實時監控，保證了服務質量。此外，金融科技應用還使得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實現按日收息、按日利率定價，發放的資金額度可小至千元以下，靈活多樣的產品更好地滿足了小微、三農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同時也顯著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

　　第三，數字普惠金融實現了“義”和“利”統一。普惠金融服務的成本下降會增厚普惠金融服務的利潤，增強其商業可持續性，并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最近以來，傳統金融機構通過自身轉型及與金融科技企業的深入合作，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對普惠金融業務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科技賦能極大改善了普惠金融的成本、收益狀況，顯著提高了傳統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的動力。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特點與效果

　　總體上看，我國數字普惠實踐發展迅速，在參與機構和產品服務方面，呈現出許多重要的特征，部分可能會成為長期的趨勢：

　　第一，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不斷拓展。數字普惠最初集中于互聯網端的小微、個人的普惠金融服務，大多與線上的交易有關，這大概可以算作數字普惠的1.0版本。之后，隨著互聯網支付往線下場景的滲透，線上線下場景的融合，極大地拓展了數字普惠對線下客戶進行服務的能力。以螞蟻金服為例，依托支付寶的渠道和平臺，相繼開發了針對線下小微商戶和“三農”客戶的“碼商貸”和“旺農貸”等產品，將眾多從未得到過金融支持的群體，納入到了普惠金融的服務范圍。利用技術和平臺，將普惠金融服務從線上拓展到線下，數字普惠金融進入了2.0階段。

　　第二，多元化的機構主體，滿足差異化的需求。與傳統金融相對單一的供給主體相比，數字普惠的參與者更趨多元化，服務對象的差異化也更加明顯。具體而言，目前數字普惠創新的主要參與者，有持牌的互聯網銀行（如微眾銀行、網商銀行和百信銀行等），有大型的金融科技企業（如螞蟻金服、京東金融、度小滿等），還有各類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商業銀行，在經歷了互聯網金融帶來的沖擊之后，商業銀行紛紛加快了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并積極將其運用于普惠金融業務的實踐當中，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根據銀保監會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報告》，過去幾年中，銀行業積極運用金融科技手段，創新服務渠道，拓展服務深度，降低服務成本，極大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務的便利性。比如，建設銀行通過先期白名單主動授信，探索全流程線上融資模式“小微快貸”，2017年新增客戶超過14萬，當年放款1466億元，不良率016%。網商銀行則主要依靠互聯網運營的模式，實現三分鐘申貸、一秒鐘放款、零人工介入的“310”貸款模式，累計發放貸款5395億元。隨著“隨借隨還、按日計息”貸款產品的增加，客戶能根據實際需求靈活安排借款、還款，借款成本有效降低。

　　第三，數字普惠的金融生態體系日漸成熟。與傳統信貸由一家機構完成主要的業務流程不同，數字普惠金融創新則發展出了一個新的生態體系，在其中，不同類型的機構發揮各自的專業能力，并聚合形成更為高效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生態體系的角度看，數字普惠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金融服務流程的拆分和重構，在此基礎上，通過專業化分工，來提高流程中每一部分的效率，實現普惠金融成本、效益和風險的多維平衡。聚合的生態體系，是數字普惠金融的3.0版本。在這個生態體系中，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不再是簡單的競爭對手，而是發展成為一種共生、共享關系。具體到信貸業務上來看，信貸流程可以分為獲客、風控（數據）、增信和資金等重要業務節點，在數字普惠的3.0模式中，每個節點上可以存在多個不同的機構同時獨立提供服務，而不同的節點之間既可能有信息的流動，也可能有金融資源的互通，這些節點被連接起來，共同組成了信貸業務的全流程；而在各個節點上發揮功能的機構則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有機的信貸生態網絡。

　　通過聯結上述獲客、風控、增信和資金節點上的諸多機構，數字普惠的專業化的分工突破了客群下沉等諸多瓶頸，推動了小微企業、三農等群體融資問題的解決，同時通過最大化各節點上提供服務機構的產能，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降低成本，從而降低信貸價格，真正使普惠信貸惠及民生。

　　三、未來的發展與政策建議

　　實踐中，數字普惠金融創新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且，也很好地契合了服務實體經濟、支持薄弱環節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不過，數字普惠金融的本質仍然是金融，雖然實現了對傳統金融風險更好的管理，但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必須予以關注，并及時加以監管規范。但是，由于數字普惠的生態化發展，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跨機構合作模式，很難被納入目前以機構為主體的監管框架。從未來看，相關的政策應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平衡穩定與創新的關系。數字普惠一直在進行產品和技術創新，平臺、機構間相互合作，拓展渠道、下沉的同時，也會帶來潛在風險，監管者要在鼓勵創新與金融穩定之間做出權衡，其目的應該是保證行業的健康成長，在加大對經濟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的同時，防止金融風險的積聚和爆發。

　　其次，建立、完善金融基礎設施，為數字普惠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對于金融部門，征信體系是其重要的基礎設施，完善的征信體系能夠給普惠信貸機構提供重要的客戶信用信息，降低獲客成本；同時征信體系的數據還可以進一步支持信貸資產標準化、證券化的發展。此外，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化都是亟待完善的設施。在中國，很多縣級以下的地域，互聯網發展還十分初級，數字化程度嚴重不足，科技教育和金融知識普及遠遠不夠，這直接制約了普惠信貸業務的進一步下沉。

　　第三，厘清法律責任，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合作。與傳統信貸由單一機構完成不同，數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節點上，往往有多家不同類型的機構參與。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不同機構各自發揮專業作用，共同實現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新。但從風險分擔角度，一旦發生風險損失，各自應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現有的數字普惠金融實踐并未形成統一的規范。實踐中也有多種不同的模式，權責承擔各不相同，存在風險責任不清的隱患。對此，監管部門應規范實踐中不同模式的法律關系，并按照實際的權責分擔關系，制定與之相適應的監管規則。需要指出的是，厘清參與各方的法律責任，并不是要限制合作，事實上，權責的清晰，為專業化分工與合作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這將為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第四，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數字普惠金融的參與者眾多，各方法律關系不明晰，加之主要通過互聯網進行交易，大量的實質性交易處理全部隱藏至后臺，金融消費者往往只能面對極簡化的操作流程和標準化的業務描述，缺少進一步風險質詢和疑問解答途徑。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消費者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弱勢地位會愈發明顯。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方面，有如下幾個可探討的方向：一是根據數字普惠金融創新的新特點，進一步完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二是強化行為監管，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對于擾亂市場秩序或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市場亂象，加大行政處罰力度，樹立行為監管的權威性及震懾性，確保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守法合規，營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場環境并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三是加強金融消費者信息保護。強調身份識別系統的保密性、安全性，并能適應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的各種需求和風險等級。此外，消費者數據保護和隱私規則，探索建立綜合性的消費者和數據保護方法，重點關注與數字金融服務相關的具體問題，等等。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