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中國經濟既有近憂、也有遠慮，任務艱巨，需要積極應對。若相關穩增長政策力度和延續性能夠得到保證，則隨著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2019年中國經濟將呈現出前低后高的走勢，全年GDP增速預計在6.2%左右，能夠落入估計的政府目標區間。

　　兩會前瞻：積極應對經濟近憂與遠慮

　　全國兩會正在進行中，2018年以來中國經濟在內外部多重不利因素疊加下面臨空前的下行壓力，本次會議將釋放怎樣的政策信號？而近憂以外，中國經濟也存遠慮。可以預期，除規劃2019年社會經濟發展工作、部署短期宏觀調控政策使經濟盡快企穩之外，本次會議將會有更多關于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關鍵問題的討論。

　　發展目標：進一步容忍增速降檔，堅持“高質量”發展

　　金融危機后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結構性因素和歷史遺留問題制約：一方面，受內外需失衡、投資消費失衡、工業發展大而不強等因素影響，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難以持續；另一方面，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帶來了諸多后遺癥，如地方政府債務激增、產能過剩、宏觀杠桿高企等，為經濟發展造成長期掣肘。因此，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以來，經濟發展目標的設定已不再簡單地追求數字成績單。

　　2018年至今，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超出預期，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政策協調面臨考驗。在經濟下行已成事實的情況下，進一步容忍增速降檔，為短期扭轉經濟下滑態勢、長期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留出政策空間，或是必然選擇；從2019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來看，31個省份中僅海南、湖北調高GDP增速目標，其余多數省份均持平或低于2018年目標。

　　上述背景下，筆者預期決策層對于增速降檔的容忍度將進一步提升，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大概率會下調GDP增速目標，預期為6%-6.5%的區間。從前期釋放的信號來看，減稅降費、穩健寬松貨幣政策、民營經濟解困、中美長期博弈、擴大對外開放、房地產調控及促進消費政策等將是工作重點。三大攻堅戰仍將持續推進，但去杠桿進程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已近尾聲，近期的官方表態更加明確了這一點，央行、銀保監會官員近期均表示“結構性去杠桿達到預期目標”，2018年中國宏觀杠桿率比2017年降低1.5%，首次實現降杠桿，對于當前穩增長來講是個利好。

　　短期重點：加強逆周期調控，積極應對經濟下行

　　本次兩會，短期內的工作部署重點仍將放在應對經濟下行局面上，不僅要避免出現斷崖式下滑的極端情況，更要盡快扭轉下滑態勢，使經濟盡快企穩。在近期中美貿易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短期外部壓力大概率將會緩和的情況下，對內政策上如何保持力度和效果極為關鍵。

　　貨幣政策方面，2018年以來貨幣政策放松態勢明顯，預計兩會后寬松態勢仍將延續，但是否降準仍將視貨幣政策政策傳導的具體效果而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央行剛剛發布的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貨幣政策表述中的“中性”兩字已被刪除；“穩健”二字則在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持續得到體現，預計此次仍將沿用，具體到本輪政策，“穩健”背后的涵義將十分豐富。

　　一是本輪貨幣政策寬松“穩”字當頭，拒絕“大水漫灌”。由于近期央行創設CBS支持商業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其他一級資本，市場上對于中國“量化寬松”的聲音頗多。在筆者看來，央行創設CBS本身是為了提升銀行資本充足性，主要應對非標規模收縮下表外資產的回表壓力；且經濟下行環境下，銀行在獲得資本補充后進行信貸擴張的能力和意愿可能依然有限，整體效果仍有待觀察，現在稱之為中國版QE言之過早。

　　事實上，基于2008年的歷史教訓，本輪穩增長更加注重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特別是決策層對于貨幣過度放水的警惕性超出以往，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行兩會官員密集發聲，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堅決不搞大水漫灌”。而從實際動作來看，本輪貨幣政策更加注重對于定向工具的使用，更多地聚焦于解決結構性問題，2018年至今央行全面降準僅使用一次，整體上并未大規模釋放流動性。

　　二是在當前貨幣政策工具越加豐富、利率市場化深入推進的背景下，未來進行傳統意義上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將更加注重傳導機制的疏通。相比于是否會降息這個話題，央行當前更加關注實際貸款利率的變化。事實上，傳統意義上調節貸款基準利率的重要性和實際效果已經降低，從官方表態來看，未來央行對于利率的調節將更加注重OMO、MLF等創新流動性工具政策利率對于市場利率乃至借貸成本的傳導。例如，央行副行長朱鶴新近期表示“下一步央行要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可以觀察到2018年四季度數據顯示的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已有下行趨勢，四季度為5.75%，比二季度的高點下降了33個BP，票據融資、一般貸款等分項也均有所下降。筆者此前曾多次提到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問題，期待未來央行在疏通傳導機制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三是貨幣政策在逆周期調控中將會更加積極主動。央行貨政司司長孫國峰早在2017年即提到貨幣政策目標要考慮金融周期，著重強調了貨幣政策在逆周期調控、危機應對等方面的作用凸顯。而從去年以來央行的一系列動作來看，為應對經濟下行局面，央行對現有貨幣政策工具進行了創新、擴展，如TMLF、CBS、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等，政策工具箱不斷豐富，使貨幣政策在應對經濟金融摩擦方面能夠發揮更大作用，預期這一思路將會延續。

　　財政政策方面，在貨幣政策有效性仍待提高的情況下，2019年財政政策將發揮更大作用，真正體現“積極”。

　　一是推進實質性減稅降費仍然是重點方向。開年以來針對小微、科創企業的減稅禮包頻出，根據稅務總局的統計，截至目前31個省份均已發文明確小微企業“六稅兩費”按50%幅度頂格減征，新政策下小微企實際稅負將從10%降到5%。按照財政部的提法，2019年在全面落實已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為明顯的降費。在此基礎上，如何將減稅降費落到實處，真正讓利于企業尤為關鍵。在個稅改革之后，增值稅改革、社保降費成為下一步的突破口，預計兩會之后相關措施將會加速出臺。

　　二是專項債額度將會大幅增加，基建補短板力度或超預期。1月國務院提前下達了2019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債務限額5800億元、新增專項債務限額8100億元，合計13900億元；考慮到此額度應在全年總額的60%以內，地方基建項目資金缺口較大，預計2019年專項債額度將會大幅增加。與此同時，2018年12月以來，發改委基建投資項目審批明顯提速，涉及城市軌道、鐵路、機場工程等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批復金額已超1萬億元，5G、特高壓、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也在加速落地；各地方政府也紛紛公布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截至目前，全國有24個省區市公布了2019年交通投資計劃，總額累計超過2萬億。整體來看，基建投資仍然面臨財政預算及投資效率下滑雙重約束，投向主要集中于交通、水利、能源等傳統短板領域，但經濟下行壓力下，2019年基建托底經濟的整體力度或將超出預期。

　　三是財政赤字率預計將會上調，財政預算開源節流。財政預算直接決定了減稅和基建的政策空間，2019年將面臨較大壓力，筆者預計赤字率將上調至2.8%-3%左右。除此以外，開源節流勢在必行，一方面將如李克強總理所說，通過壓縮政府一般性支出進行截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加強稅收征管等開源方式將配合減稅降費措施加速落地。

　　長期考量：研判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

　　正如前文所說，經濟下行的近憂之外，中國經濟也有遠慮，在筆者看來，一些關鍵問題如不思考解決之法，或將成為長期經濟發展的攔路虎。

　　一是2018年以來的民營經濟困境值得深思。為應對短期困境，去年11月以來，以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為首要突破口，各方政策密集出臺。央行在前期已經落地了一系列定向支持工具；近期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銀保監會也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有關工作的通知》，對民營企業融資難題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預計隨著政策的逐步落實到位，民營企業短期流動性困境將會有所緩解。盡管如此，當前的民營經濟困境仍然值得深思，未來應賦予民營經濟怎樣的地位、如何支持其長期高質量發展？將成為兩會無法回避的話題。在筆者看來，長期來看，仍要從賦予民營企業真正市場主體地位、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入手。

　　二是中美長期博弈下須重點考慮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一度成為影響中國經濟走勢的關鍵因素，而隨著“習特會”之后中美經貿談判在近期取得重大進展、兩國有望在短期內達成協議，預計中美緊張的貿易關系將會暫時緩和。但未來中美關系并非坦途一片。中美關系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遠遠超過經貿關系的范疇，同時涉及技術、金融、政治、意識形態等多個維度，可以預見，中美未來關系仍將在曲折中前行。在此背景下，加速推動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激發國內強大的市場潛力，將是有力的應對之法。預計兩會將在知識產權保護、保護外商權益、放寬外資市場準入和擴大進口貿易等諸多方面展開討論。

　　三是以城市群建設推進城鎮化。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發展迅速，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下一步的城鎮化將走向何處？預計城市群建設將成為兩會期間的討論熱點。中國擁有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世界級城市群，此外還有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如何將中國城市的發展視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系統，依據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的歷史地理、經濟現狀、資源稟賦合理規劃城市定位，實現城市群內部功能高效互補、專業分工深化、制度創新協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是一個長期課題。值得關注的是，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印發了《關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

　　四是改善民生重點關注消費和房地產。提振消費、保證房地產市場相對穩定，不僅對于應對經濟下行有重要意義，也關乎長期民生的改善，將成為兩會的重點議題。

　　消費方面，當前消費疲軟主要受到收入下滑、消費信貸收縮、財富效應縮水等多重負面因素驅動；其中，居民長期收入增速放緩和可能出現的就業壓力對可選消費部分造成的負面影響較大，是當前消費升級的主要阻礙。因此，筆者認為，當前提振消費的重點仍應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實結構性改革的各項措施，順應消費升級的大趨勢。

　　房地產方面，近期多地已出現政策微調跡象，地方兩會也大多強調“一城一策”，但“房住不炒”的基調不會改變，今年房地產調控將以“穩”為主。棚改貨幣化退潮之后，未來的房地產調控應更加注重改善需求側，主要體現在結構調控上，尤其應加大對剛需群體支持力度，可酌情考慮適當下調首套房貸利率、降低首套房首付比等定向放松措施；此外，租賃住房建設力度也將進一步加大，多管齊下，將房價維持在合理區間。

　　2019年中國經濟前低后高，期待更多領域在深化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既有近憂、也有遠慮，任務艱巨，需要積極應對。筆者認為，若相關穩增長政策力度和延續性能夠得到保證，則隨著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2019年中國經濟將呈現出前低后高的走勢，全年GDP增速預計在6.2%左右，能夠落入估計的政府目標區間。

　　而長期來看，諸多關鍵問題的解決，仍有賴于在更多領域的深化改革方面取得突破，特別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資本市場制度建設以及對外開放等領域，若能大刀闊斧的推進，不僅有助于扭轉短期困境，更能從長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表態積極，已經傳遞出上述信號；從近期情況來看，以“三塊地”入市和科創版為代表的土地改革和資本市場改革也有加速之勢，兩會之后可以期待更多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出臺。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