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張維迎

　　如果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要想真正推動社會的創新，最好的政策就是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后通過市場競爭篩選技術和產品，而不是用產業政策扶植這個、抑制那個。

　　我講的題目是“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首先聲明一點，我講的產業政策有嚴格的定義，就是指對產業和企業的歧視性、差別性對待，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產業政策。另外，我今天討論的產業政策，是指其目的在于提升技術進步和推動創新的產業政策，政府宏觀調控、穩定就業、收入再分配或者地區平衡發展等方面的政策，不在我今天的討論范圍。

　　產業政策的認識論誤區

　　說到產業政策，目前有個認識論誤區，就是我們假定創新是可以預測的。當然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有能力預測，否則也就不需產業政策了。但我們確實假定，有一部分人特別聰明，比如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或企業家，他們知道技術進步的前景、未來應該發展什么產業，并且能就這樣一個前景和產業藍圖達成共識。我們以為，基于這種共識的產業政策是科學的，因而是正確的、必要的。

　　但這個假設根本不成立。要知道，聰明人也會犯大錯誤。舉一個例子，愛迪生很聰明，既是偉大的發明家，更是杰出的企業家，但他曾犯過兩個大的預測錯誤。第一個預測錯誤是，在所謂的“交直大戰”中，他預測直流電會贏，交流電沒有前途，甚至采取了一些被人不齒的下作手段詆毀交流電，但最后交流電還是贏了，連他自己的通用電力公司也從直流電轉換到交流電。第二個預測錯誤是，在燃油車和電動車的競爭中，他賭電動車會贏，實際上他也錯了，燃油車贏了，他在電動車上的投資血本無歸。幸運的是，當時的美國政府沒有委托他制定產業政策。

　　為什么聰明如愛迪生這樣的人也會預測失誤？因為技術進步和創新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自創新的獨一無二，就是這個世界之前沒有的，沒有概率分布，沒有平均值，沒有方差，所以不可預測，只能是每個人自己做出決斷。但是不同人的判斷在事前沒有辦法證明誰對誰錯，只有事后才能證明。

　　創新有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技術上的可行性是不確定的；第二，商業價值是不確定的；第三，創新的成敗依賴于互補和競爭性的一些技術，這個前景也是不確定的；第四，體制和文化對于創新的態度也是不確定的。

　　創新的不確定性

　　讓我對這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分別加以解釋。

　　第一，技術可行性的不確定。一種創新在技術上是否行得通，事前是不清楚的。舉個例子，230多年前，英國企業家威爾金森提出用鐵制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東西能不能漂在水上？當時是不知道的。所以，當他提出這個觀點時，99.9%的人反對，他被認為得了“瘋狂病”，人們給他起了個“鐵瘋子”的綽號。

　　100多年前，美國萊特兄弟提出要造飛機。比空氣重的東西要飄在空氣上，這是不是可行？當時的知識下，也是不確定的。二戰期間，美國要研制核武器。核裂變能不能產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這在當時也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實驗成功之后，才說這是可能的。

　　同樣，最近的例子iPhone手機，當喬布斯提出要用多點觸控技術來替代鍵盤時，這個技術也是高度不確定的，包括蘋果公司的技術專家都不看好。微軟的技術人員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他們一直在熱衷于搞用手寫筆或鍵盤這樣的平板電腦技術。

　　第二、商業上的不確定性。一個東西即便證明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在商業上成功與否仍然是不確定的。愛迪生最初發明電力照明系統時，煤氣照明系統已經很普及了，電力照明系統能不能夠戰勝煤氣照明系統，并沒有清楚的答案。同樣，像英國的協和式飛機，速度非常快，技術上證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在商業上失敗了。

　　最近我們看到，空客公司生產的A380巨無霸客機，技術上沒有問題，而且已經有一百多架在運營，但空客還是決定停止再生產這種飛機。為什么？因為在商業上是沒有價值的。

　　喬布斯在1975年創辦了蘋果，1985年他被趕下臺，就栽在“麥金塔”電腦上。這款喬布斯最得意的產品賣得很不好，他遭到了董事會全體的批評和否決。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一個原因是，創新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后續的一系列的技術改進。所以我們看到，計算機從大型機到微型機，再到個人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再到智能手機，每一個后來的領導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領導者，或者前面的領導者都在新一代的電腦面前變得默默無聞，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沒有能夠看到新產品的商業前景。

　　第三、相關技術的不確定性。我特別講一下互補性技術，舉兩個特別有名的例子。第一例子是前面提到的交直大戰，為什么交流電戰勝了直流電？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后來變壓器的發明，這是愛迪生沒有想到的。有了變壓器，上萬伏的高壓交電流可以遠距離傳輸，消耗很低。如果沒有變壓器的發明，交流電要戰勝直流電就非常困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發明對交流電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貝爾實驗室科學家發明激光之后，連他們自己的專利律師都不主張去申請專利，因為這個技術對于AT&T沒有什么商業價值。激光什么時候變得有商業價值呢？1970年康寧公司生產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與高透明玻璃結合，就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光纖，由此替代了原來的銅線電纜，使得數字傳輸成為可能，才有了互聯網通訊。如果沒有玻璃技術的創新，激光的商業價值就大打折扣。今天激光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通用技術，無處不在了，連我們講課都離不開激光筆，更不用說各種醫療診斷和手術了。

　　100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的競爭也是這樣的，發動機的進步，包括傳輸裝置以及汽油改進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進步，燃油車要替代電動車也可能非常難。但這些進步愛迪生當時沒有預料到。

　　第四、制度和文化的不確定性。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就一定會使得一些利益群體受到損害，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技術史專家斯密斯曾經講過這樣的話：每一個創新都誕生在不友好的社會，朋友很少，敵人很多。所以創新非常難。

　　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是蒸汽汽車。蒸汽汽車的發明比著名的雨山火車試驗還要早，最初在商業運營上也比較成功，英國土地上出現了數十家蒸汽汽車公司。為什么最后失敗了？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包括馬車業主、出售橡木和出租馬廄的人、公路信托人、馬的飼養者、與道路相鄰的農場主，以及新出現的鐵路公司的反對。這些既得利益者向英國國會游說，指控蒸汽車不安全，鍋爐容易爆炸，車輪破壞公路，驚嚇行人和馬，如此等等。最后，英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紅旗法案》，要求必須有一個行人在蒸汽車前方100碼打著小紅旗行走，以警告其他行人和車輛。這樣，蒸汽車速度不能超過行人步行的速度，蒸汽車運營公司都破產了。

　　產業政策的悖論和自我證成

　　以上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帶來了產業政策悖論：當我們制定一個產業政策時，我們是以某種共識的存在和創新的可預期性為前提。但按照定義，創新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創新不可預測，沒有共識。反過來，如果一個創新大家可以達成共識，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那說明它已經不再是創新了。

　　同樣，我們可以講，一項新技術或創新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我們也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大部分認為前途光明、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沒有必要專門出臺產業政策鼓勵了。

　　這一點也意味著，對于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產業，發展中國家就更沒有必要制定產業政策了。有人說，盡管產業政策可能不適用于創新，但對扶植傳統產業是可行的，因為發達國家走過的路我們是能看清的。這種說法更站不住腳，因為這樣的產業，企業家比政府官員看得更清楚。比如說，李書福早就看出了中國巨大的汽車市場，但政府政策阻止了他及時投入汽車產業。如果沒有政府汽車產業政策設置的障礙，中國自主品牌的汽車會比現在成功得多。

　　我們必須謹防產業政策的“自我證成”（self-justification）。一種政策好像證明自己是成功的，其實可能是不對的。比如說，設想政府要鼓勵養狐貍，養狐貍的人可以得到財政補貼、稅費減免、廉價土地、優惠信貸，甚至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上大學；所有經營狐貍的商家也可以得到財政補貼和稅費減免；吃狐貍肉、穿狐貍皮的人可以得到價格補助；任何人要養其他動物（如豬羊牛），或者吃其他動物的肉，都必須同時飼養或消費一定量的狐貍；等等。那么，狐貍這個產業一定會發展的很興旺。如果再進一步，政府出臺一項法律，規定任何人如果養了非狐貍的動物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那么，狐貍產業肯定能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養殖產業。但是，這不能證明這個狐貍產業政策是對的。這就是我講的產業政策自我證成，但不能證明它是對的。

　　我講這個比喻是有針對性的。現在新能源汽車得到各種各樣的優惠，各種各樣的補貼，所以發展很快。如果政府以后再用法律形式，規定比如說2030年之后不再允許使用燃油車，只能使用電動車，到那個時候燃油車會被徹底淘汰，電動車就會取得決定性勝利。但是這不能證明鼓勵電動車的產業政策就是對的。用產業政策消滅其他可選項是非常危險的。

　　回頭看一百多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之間的競爭，最后燃油車成功了，這是靠市場的成功。過去一百年，燃油車的效率提高了八倍。發動機每瓦特功率的重量1885年是270克（奧托發動機），2002年已降到1克。相比之下，電動車效率的提升要慢得多。今天或今后的新技術變化也可能使電動車完全替代燃油車，但這要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政府說了算。政府的政策也許消滅的是更有潛力的技術。燃油車本身的進步潛力仍然非常大。我們只能留給市場來獎勵或懲罰誰，而不是由政府做這樣的獎懲。

　　創新需要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為什么市場說了算比政府說了算好？簡單說，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政府是集中決策，搞得是一錘子買賣。

　　有人問，市場就不犯錯誤嗎？市場當然會犯錯誤，任何體制下都會犯錯誤，因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于計劃經濟，不是因為它不會犯錯，而是因為市場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自我糾錯的機制。在市場經濟下，每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都是其他企業家賺錢的機會，挑毛病糾正錯誤都是有利可圖的事情。所以，盡管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的決策失誤，但是最后經過競爭，適者生存，留存下來就是有生命力的技術和產業。

　　相反，計劃經濟下出現的錯誤，誰來糾正呢？沒有人。犯錯誤的人、做出錯誤決策的人自己不會糾正錯誤，因為糾正錯誤有失臉面，丟人。其他人也不可能糾正錯誤，因為你糾正錯誤就是得罪人，自己也得不到好處。所以我們看到，計劃經濟下犯的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小錯誤變成了大錯誤。事實上，對政府官員來說，理性的做法是掩蓋錯誤。原來計劃一百萬投資做成的事，最后投入十個億，證明自己成功了，其實是失敗了。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最后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

　　所以，如果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要想真正推動社會的創新，最好的政策就是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后通過市場競爭篩選技術和產品，而不是用產業政策扶植這個、抑制那個。

　　任何阻礙企業家自由選擇、誤導企業家判斷的政策，都不利于創新。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