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浩

　　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能夠與其他商品進行交換，根本上在于貨幣的公共信用。這也正是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人民幣的原因所在，禁止任何主體制造人民幣。

　　春節前夕，山東臨沂崔姓夫婦被臨沂市蘭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罪名是“偽造貨幣罪”。據媒體報道，崔姓夫婦表示，他們印制的紙幣，不是要造假幣，而是以印刷品來印制，空白處印有“魔術道具”字樣，制品粗糙，不易與真幣混淆。

　　檢方起訴書顯示，2015年以來，崔某使用林某提供的紙幣印刷模板圖，委托他人制作紙幣印刷PS版，雇人仿照第五版人民幣面額、圖案、色彩、規格、式樣印刷背面印有“魔術道具”字樣的面值10元、20元、50元、100元的人民幣和面值100美元的紙幣（沒有“魔術道具”字樣），通過網絡以低價銷售。

　　崔姓夫婦私印“魔術道具”字樣紙幣，能否構成偽造貨幣罪，需要考察三個問題：一是，偽造貨幣罪保護什么；二是，偽造貨幣罪在行為之外，是否還要考察社會危害性；三是，偽造貨幣罪是否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私印貨幣意圖流通的目的。

　　一、偽造貨幣罪保護什么？

　　《刑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偽造貨幣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偽造貨幣就是偽造貨幣，偽造貨幣罪規定的非常簡潔。臺灣刑法學者林東茂先生在談到抽象危險犯的立法依據時，就曾用偽造貨幣罪舉過一個例子，偽造貨幣是否引發具體危險，是否造成實際侵害，是否必須流入市面，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多高，刑法條文難以形之于文字，只能概略的規定。[i]不同于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結果確切的罪名，偽造貨幣可能造成的危害無法細致描述，刑法條文只能加以概略規定，意圖通過行為的規范，從根本上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

　　市面上如若假幣橫行，市場主體必然質疑貨幣的真實性與可靠性，進而損害貨幣的公共信用，那么貨幣的流通必然大打折扣。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能夠與其他商品進行交換，根本上在于貨幣的公共信用。這也正是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人民幣的原因所在，禁止任何主體制造人民幣。可以說，貨幣的公共信用，是貨幣賴以存在的源頭。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偽造貨幣罪，便是《人民銀行法》的刑法保障，保護的即是貨幣的公共信用。

　　二、偽造貨幣的，也需考察社會危害性？

　　司法上普遍認為偽造貨幣罪是行為犯，只需要實施偽造行為即可，偽造的貨幣無需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這種理解給出的理由是：第一，偽造貨幣罪的條文明確指出，偽造貨幣就是偽造貨幣，具備真幣形狀、圖案、色彩即可，不需要“以假亂真”的額外條件?！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規定，仿照真貨幣的圖案、形狀、色彩等特征非法制造假幣，冒充真幣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的“偽造貨幣”。第二，“以假亂真”不具有可操作性，印制技術的不同，亂真程度有別，缺乏可靠的判斷標準。第三，偽造貨幣的專業性、組織性今非昔比，偽造貨幣之外額外添加要件，不利于打擊犯罪。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設立偽造貨幣罪，目的在于保護貨幣的公共信用。偽造貨幣罪，作為抽象危險犯，制止的是行為本身的危險。刑事立法將這種構成要件行為擬制為法定危險，不再需要結合具體情形，只要客觀上實施偽造貨幣的行為，就會觸及立法擬制的危險狀態。正如臺灣學者林東茂所言，“抽象危險犯是指，立法上假定，特定的行為方式出現，危險狀態即伴隨而生”。[ii]對于抽象危險犯的危險狀態，是否再需要進行客觀審查，觀點尚有爭議，德日刑法均有著限制與否的觀點。

　　限制抽象危險犯處罰范圍的觀點，要求抽象危險犯同樣具備實質的社會危害性。黎宏教授認為“在抽象危險犯中，只要實施了所規定的行為，就擬制地認為具有危險。但是，從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違法性即社會危害性的本質在于侵害或者威脅法益的立場來看，即便是抽象危險犯，也應具有某種程度的要求。在具體場合，由于特殊情況，在實施了法律上所規定的行為但根本不可能發生危險的時候，不能肯定成立犯罪。”[iii]付立慶教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具體的場合不能認定行為侵害法益之可能性，從而應否定抽象危險的發生時，如果仍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就會導致刑法之防線大為提前，而這蘊含著侵犯人權的危險”[iv]，從而主張抽象危險犯應做實質性的理解，允許以反證的方式限制抽象危險犯的成立范圍。

　　運用實質危險理解抽象危險犯，更為適當。因為，抽象危險犯雖是立法上擬制的危險，但不意味著司法上的不作為，行為明顯欠缺實質侵害的場合下，司法也需駁回抽象危險?！缎谭ā返谑龡l的規定也是如此，任何犯罪的成立均要具備社會危害性。

　　照此來看，是否成立偽造貨幣罪，還需進行實質判斷，偽造貨幣罪的成立，不單是形式上符合“偽造貨幣”，另要實質考察偽造貨幣的行為是否具有侵害貨幣公共信用之可能性。以假亂真的程度，只是辨別貨幣公共信用是否被侵害的標準，如若造假的程度過大，偽造的貨幣一般不會存在混淆之可能，根本不會在市場流通，確無侵害之可能性的，則不應成立偽造貨幣罪。因為，偽造的貨幣根本無法使人相信，更無法令人與真幣相互混淆，實質上不會侵害貨幣的公共信用，不宜認定為偽造貨幣罪。

　　三、成立偽造貨幣罪，是否以意圖流通的目的？

　　偽造貨幣罪的成立，是否需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意圖流通”的目的，是偽造貨幣罪的一個關鍵問題，直接關涉著偽造貨幣罪刑罰范圍的大小。

　　制定偽造貨幣罪，目的在于防止假幣充斥于市場之中，損害貨幣的公共信用。因此，成立偽造貨幣罪，必然以被偽造的貨幣可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為前提。那么，“意圖流通”目的要件則成為區分違法性有無的邊界。比如，仿照真幣圖案、形狀、色彩制造假幣用來描摹、教學或作為道具等非市場流通目的加以使用的，由于被制造的假幣，行為人主觀上不是出于“供流通之使用”，不會侵害貨幣公共信用。

　　如若不以“意圖流通”為目的，自會不當擴張偽造貨幣罪的刑罰范圍，違背社會公正。雖然，刑法條文沒有描述偽造貨幣罪的主觀目的，但是唯有“意圖流通”的目的才會使得偽造貨幣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正如盜竊罪、詐騙罪等罪名，刑法條文同樣沒有描述該類犯罪需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可是這并不妨礙司法上一致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是該類犯罪的主觀要件，因為非法占有目的這一要件能夠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

　　此外，以“意圖流通”目的限制偽造貨幣罪，也是世界刑法的立法常態。比如，德國刑法規定的偽造貨幣罪，“以供流通或可能流通為目的”；同樣的還有日本刑法，“以行使為目的”；臺灣“刑法”規定的“意圖供行使之用”。

　　回到崔姓夫婦私印“魔術道具”貨幣案，如果說他們印制的紙幣，僅憑制品粗糙，還無法得出假幣與真幣不易混淆的結論。那么，印制的貨幣明顯標明“魔術道具”字樣后，顯然可以使得魔術道具明顯區別于真幣，客觀上不會再有侵害貨幣公共信用之可能性，同時主觀上也會欠缺“供流通之使用”的主觀目的。另外，印制的美元紙幣，則更為復雜，因未標明“魔術道具”字樣，只是較于真幣規格更大、更粗糙，普通人美元辨識度不高，無法確認“美元”不可能侵害貨幣公共信用。是否成立偽造貨幣罪，尚需調查崔姓夫婦印制美元的具體經過，確定其主觀上是具備“供流通使用之目的”，還是印制魔術道具的目的。

　　[i] 參見林東茂：《刑法綜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ii] 林東茂：《刑法綜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iii] 黎宏：《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頁。

　　[iv] 付立慶：《應否允許抽象危險犯反證問題研究》，《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本文作者介紹：執業于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聚焦于互聯網金融方面的刑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