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我一貫主張和呼吁從政府到金融機構和社會，理解民企之艱，創設好的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但我也希望，民企要誠實和有尊嚴地活著。否則中國的商業環境永遠是一鍋粥，只談政策冷暖，不問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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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年的這個早春，我們國家的經濟正在出現一些變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政策暖風呼嘯而至。

　　剛剛結束的1月份，作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指標，中國的社會融資增量達到4.64萬億元；新增人民幣貸款3.23萬億元，均超預期地創下歷史新高。強勁的信貸，既預示著新一輪的寬信用周期的開啟，也意味著中國經濟不存在大幅回落的可能。

　　新基建熱潮撲面而來。它主要包括7個方面：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市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政策都將大力扶持，或補貼，或政府直接投資。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2016-2020），我國交通運輸總投資規模將達15萬億人民幣。未來四年，高鐵將覆蓋80%以上的城區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新建改建的高速公路將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將比2015年增長近一倍，將新增通用機場200個、民用運輸機場53個，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

　　地方債提速發行。按慣例，地方債在全國兩會之后下發。經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允許地方政府從2019年1月起發行地方債。從1月21日首只地方債（新疆）開始，只用了10天，就發了95只，約4180億元。

　　1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推出一批針對小微企業的普惠性減稅措施，如對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100萬元到300萬元的部分，使稅負降至5%和10%；對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起征點由月銷售額3萬元提高到10萬元，等等。政策實施期限暫定三年，預計每年可再為小微企業減負約2000億元。

　　1月，體育總局、發展改革委印發了《進一步促進體育消費的行動計劃（2019—2020年）》。這是一個信號，各部門開始出臺行動計劃，以落實去年9月中央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文件精神。

　　春節剛過，《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也出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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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的春風迎面吹，桃花朵朵開。2018年愈演愈烈的對中國經濟的悲觀情緒正在被遏制。這再一次提醒我們，中國經濟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兩個“經濟人”，一個是市場中的企業，一個是手里有很多張牌的政府。永遠不要低估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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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政策也是有成本的。比如說，2018年全國地方債限額接近21萬億元，一年利息支出就要幾千億。如果所投項目不能產生應有的效益，只靠借新還舊，最終撐不下去。各地的“半拉子工程”和“白象工程”真的不少了。

　　一年多前，發展改革委叫停了某些地方的地鐵項目，特別是地方財力和基建所需資金完全不匹配的項目，防止地方財政風險進一步加劇。一年后，風向急轉，開始加速批復，思路變為“交通設施還存在不少短板弱項，發展空間較大，是促進有效投資的關鍵領域”。不是說政策不能調整，而是說如此短的時間，截然相反的方向，實在不能不讓人對決策依據的科學性、準確性產生疑問。

　　我寫這篇文章，主要不是討論投資拉動問題，而是最近在研究2018年上市公司表現時，深感大量中國企業并沒有沿著效益為本、提升核心能力的發展路徑，還是習慣于外延擴張，把資本運作和撬動政府資源當成兩大經營手段，精力用在夸大其詞炒作未來故事上，最后一地雞毛，害人也不利己。

　　春節前，伴隨商譽減值風險的集中爆發，一批A股公司開始“比慘”。截至1月31日，404家A股公司預告2018年業績為“預虧”，106家預虧上限超過10億元。國信證券的研究報告指出，經手工查閱近700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業績預告，2018年第四季度創業板單季虧損近300億，創歷史之最。其主要原因是2013年之后的外延式并購，沒有兌現應有的業績，因此，必須對通過并購形成的商譽進行減值。但“財務大洗澡”、把能減的商譽都減了之后，創業板的凈資產回報率有可能上升，迎來一個拐點。

　　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過把2018年業績做的更虧，一次虧到底，未來業績不就好看了嗎？這些公司還是在動“利潤調節”的腦筋，而不是反省這些年，你到底創了什么業？有什么創新？

　　華誼兄弟曾是創業板的明星公司，預計2018年虧損10億元。董事長王忠軍1月30日在機構調研時說：“我感覺很抱歉，但不用追溯市場原因，我們還是以反思自己為主。”他反思華誼犯的錯誤，包括“執行力不足”、“花錢大手大腳”、“員工互相甩鍋”等等。他說2019年會逐步剝離和電影、實景關聯較弱的業務與資產，回籠資金、優化債務結構，把這些錢拿來把內容制作做好做強，收掌為拳，強化核心競爭力。

　　如果2019年金融市場以寬松為基調，對華誼兄弟這類長期投資比較大、資金占用比較多、資產流動性不太好的公司，肯定會有幫助，但如果還是偏離初心，不聚精會神做好內容，縱然能通過投資賺些錢，也不會成為一家優秀公司。

　　喬布斯曾經說：“公司是人類最神奇的發明之一，公司非常強大，但即便如此，我創建公司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產品，公司只不過是手段。”

　　而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太多公司不是把心思用在產品上，而是用在所謂“市值管理”上。

　　為什么要做公司？怎樣做公司？什么是公司成功的標志？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不想清楚，中國公司還是會好了傷疤忘了疼，一次次在老地方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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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中國人很聰明，也勤奮，是可以好好搞技術和產品的，但是機會主義可能葬送他們。

　　康得新是A股市場上的“大白馬”，創始人鐘玉是中關村最早那批創業者中的常青樹，是有技術創新的追求和能力的，公司在預涂膜方面也很有實力。但最近，因為幾只債券違約，因為被證監部門調查發現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以及被媒體質疑財務造假，聲譽一落千丈。從深交所到投資者都在問，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ST康得新賬面上顯示還有150億元的貨幣資金，為什么到2019年1月15日，10.41億元的超短期融資券都還不了？這個問題，鐘玉到今天為止，顧左右而言他，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從我簡單的了解看，ST康得新今天的問題，是大股東康得集團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康得集團為什么這么做？看看過去兩年它和山東、江蘇一些地方政府簽的投資合作協議就知道了。2017年7月，先是宣布在山東建設康得碳谷，號稱總投資500億元，2023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高性能碳纖維生產基地，推動我國碳纖維行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11月又宣布在江蘇建“兩園一程”，即占地5.15平方公里的先進高分子材料產業園、占地1.49平方公里的康得新碳纖維航空復合材料產業園和占地5.2平方公里的康得新未來城，要投資1800億元，計劃2025年全部達成，“屆時年產值將達3000億元，成為引領性、顛覆性的全球先進高分子材料生態平臺，成為全球先進高分子材料的人才高地、技術高地、產業高地，成為創新之城、創意之城、科技之城、智慧之城、娛樂之城、人才安居樂業之城”，助力投資所在地“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做企業很不容易，特別是技術研發，要聚精會神花很多時間。你一口氣放這么多衛星，要建那么多城，提那么多世界級目標，可能嗎？我查了深交所去年11月22日發布的《違規記錄》，發現康得碳谷是由康得新、康得集團和山東某市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共同投資的，協議約定康得新向康得碳谷增資20億元，康得集團增資90億元，市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增資20億元。2017年10月30日，三方簽署補充協議，康得集團的出資方式調整為以現金及其所持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權的方式出資，并于2018年12月底前到位。截至2017年底，康得新承諾出資的20億元已全部到位，康得集團出資僅到位2億元，占其認繳出資額的2%。

　　7月簽約說自己要投90億，10月變卦改變出資方式，到年底只到位2億。這就是鐘玉的康得集團的實際投資行為。既然你自己根本沒有履約可能，為什么吹那么多泡泡，還把上市公司也拖進來？這個谷，那個城，無非是獲取更多政策和資源的籌碼。

　　有研發能力、技術能力的人也把心思用到圈地造城、政策套利上，太可悲了！要是建個創新城就能解決創新問題，那不是太容易了嗎？！過去這些年，我們聽夠了故事，急功近利，速勝暴富，虛榮吹牛，動不動就是幾年投個幾百億，超越世界水平。我們忘了常識、常態、正常的規律，連一些本來很優秀、有可能做出大的建樹的企業家也異化成故事高手和誠信叛徒。其實，一個目標的達成都要千辛萬苦，那么多炫目的目標，怎么可能？！

　　我一貫主張和呼吁從政府到金融機構和社會，理解民企之艱，創設好的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但我也希望，民企要誠實和有尊嚴地活著。否則中國的商業環境永遠是一鍋粥，只談政策冷暖，不問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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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參加達沃斯論壇的公司股價表現遠遜于標普500指數！浮躁的年代更要遠離名利場，才能安心做事。很多創業者喜歡在商業計劃書里列上各種榮譽，什么30 under 30/40 under 40，其實這些在投資人眼里都是負分項，而不是加分項，遠遠比不上扎實的業務數據！”

　　我看了一下，這張圖反映的是2009年到2014年的情況，這個結論能不能推演到全時間段，還不能確定。但我查了一下福布斯30歲以下精英榜，確實發現，有的在發榜前已接受刑事調查的P2P平臺CEO也入選了，有的在哈佛只參加過某個短期課程的也標榜成哈佛商學院畢業生了，怪不得朱嘯虎說是負分項。

　　給朱嘯虎留言的有幾位我也熟悉。印象最深的一條是，“名是最空的。出名的唯一價值就是成為大家諷刺娛樂的對象，sooner or later”，作者是非常低調的獨角獸公司創始人。還有一條是，“經常在說給世界上的問題找答案的人，通常是世界上的問題的根源”，作者曾是哈佛中國論壇主席，非常沉靜的一位投資人。

　　事實上，我們中國并不缺乏優秀的、沉潛的、真正把一個產業的規律弄明白、做出世界級產品的公司。前些年的康得新也曾有這樣的潛質。但這些公司的領導人，大多都是深潛者，悄無聲息地當隱形冠軍。最近一年我一直跟蹤研究的一個對象是中國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張毓強，中國巨石是世界玻纖的產量冠軍，張毓強旗下還有一家做風電基材的公司，叫恒石基業，也是世界第一。這些公司的質量、技術走在世界前列，在國外辦了工廠，效益很不錯。中國巨石還是2018年中國工業大獎得主之一。只不過大眾很少知道這一類2B的公司。張毓強對我說，我們的成績是通過幾十年努力一點一點做到的，即使到今天，依舊充滿挑戰，只能專心致志，不能貪慕任何華而不實的東西。

　　張毓強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浙江有家規模很大的民企集團，做他們的供應鏈管理。他們的一部分原材料，放在那家民企的物流園里，隨時用，隨時運來。“他這個生意要規模化采購，占用的資金量很大，而我是用多少付多少錢，不進我的工廠不算我的成本。他為什么要做這樣的生意呢？因為他想做大，需要把流水做高，規模進入幾百強，地方政府需要這樣的政績，他可以問政府要更多土地，銀行也愿意支持‘大而不倒’的企業，給他更多資金支持。他有了很多錢和優惠條件，就四處收購擴張，要做的更大。結果2018年資金鏈頂不住，違約，斷裂，拖累旗下的上市公司也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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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需要增長，也有潛力增長，對此我從不懷疑，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沒有發展的增長”。

　　我們要深思，為什么中國經濟的投資率這么高，但投資的效率并不高。

　　高質量發展，在宏觀上的表現應該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而不是GDP增速和股票指數；在微觀上的表現應該是效率、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的提高，而不是靠政策套利和資本運作就能賺大錢；在制度環境上的表現應該是市場化和法治化合二為一，而不是忽冷忽熱缺乏穩定預期；在商業文化上的表現應該是正道光明，doing good doing well，而不是騙與瞞，不負責任的瞎吹，以及互害。

　　機會主義是高質量發展的最大敵人。它可能來自經濟的任何方面，政策、企業、市場監管、投資者文化，等等。

　　丘吉爾曾說，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的危機。

　　如果說，中國經濟在2018年事實上經歷了一場危機的話，當我們一起度過危機、創造新的生機的時候，不能只是用拉動增長的方式，更要用內涵發展、能力躍升的方式。政府在經濟托底方面有很大作為，但在驅動創新方面，更應讓市場發揮作用。

　　用簡單和輕易的方式就能解除一場危機，只是說明危機暫時被旁移了，稀釋了，而不是真的消失了。沒有深刻的自我反思與自我超越，我們在危機時犯過的那些錯誤，將不可能真正得到救贖。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