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蔡昉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怎么提高？政府部門如何把它作為工作的抓手？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評價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即全要素生產率。

　　使用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度量經濟增長模式是由粗放的要素投入驅動的，還是由生產率提高驅動的。有經濟學家比如普魯斯科特等通過研究證明了國家興衰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還有一些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有的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國家則跨越了這個“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差異其實也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有研究表明，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表現得好與不好，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關鍵也在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三個源泉。一是資本勞動比。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多用機器，通常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一個人能夠支配什么機器，能否讓機器最大化地發揮作用，不僅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相關，還和人的素質有關，如果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與人的技能提高的速度失調，就會帶來資本報酬遞減。這是新古典經濟學最關心、最頭疼的問題。因此，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勞動比不是一個可以無條件提高的手段。

　　二是人力資本。提高人的素質很重要，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是古人的危言聳聽。即使教育發展非常快，人的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是比較慢的。從絕對值來看，人力資本總是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它的貢獻絕對水平較低。

　　三是全要素生產率。它是由生產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帶來的。而恰恰由于這一點，使得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發展不竭的源泉，它不會帶來報酬遞減，不受時間、空間等影響，唯一的或者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歷史上，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資本勞動比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很大，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很大，人力資本的貢獻絕對幅度小，但是也很顯著。后來發生了變化，資本勞動比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中起的作用過大了，最后導致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成了負數，而恰恰以此為開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這是一個教訓。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目前有多緊迫呢？我們分解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勞動力轉移、勞動生產率等因素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逐漸弱化。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潛在增長率也好，實際增長率也好，都在下行趨勢中，意味著以前促進增長的因素的貢獻弱化了。一方面，潛在增長率長期呈下降趨勢，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另一方面，對于經濟新常態，我們不僅要適應它，還要引領它。引領不是逆著新常態，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潛在增長率。提高潛在增長率主要靠什么呢？最直接的是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做了一個模擬，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它對應的潛在增長率提高速度將是每年增加接近1個百分點。可以看到，它的貢獻是非常直接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時，應該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付諸努力。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怎么提高？政府部門如何把它作為工作的抓手？在統計學上，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殘差。經濟學家嘗試對它進行分解。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分解出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最典型，比如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這個配置效應在全要素生產率中起到關鍵的作用。

　　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談三個層面的理由。一是產業層面。庫茲涅茨講的產業結構調整從一產、二產到三產，不僅指一二三這個順序，更為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是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調整，從而總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遵循生產率提高的原則，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的自然演化，這個過程叫做庫茲涅茨過程或者庫茲涅茨效應。我們過去30多年的發展是二元經濟的發展，城鎮化、農業份額下降等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今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也要遵循生產率提高的原則。研究表明，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總體上低于第二產業，這一點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要特別關注。

　　二是企業層面。我們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耳熟能詳。這個理論的核心是“創造性破壞”，就是“有生有死”，有進入有退出，在這個過程中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有研究發現，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來自于企業的優勝劣汰、“生、死、進、出”。越是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期，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效應越強；越是進入到比較高的發展階段，即越接近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期，企業的“創造性破壞”就越強，熊彼特效應越強。這就提醒我們，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重要的是要創造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

　　三是創新層面。生產要素聚集到誰手里，由創新成敗決定。通過創新，有的企業會成功，有的會失敗，成功的企業配置到更多的要素，失敗的企業就要把自己的要素轉出去、讓渡出去。因此可以說，哪些企業成長，哪些企業擴大，取決于市場的選擇。我們把它叫做創新聚集要素效應。人為挑選或推進生產要素的聚集，很可能不利于達成我們的目標。

　　關于下一步的改革，簡單列一下“正面清單”。一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持勞動力供給、消除資源配置和再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第二個改革方向是，改善營商環境，消除企業所有制和規模的區別對待，處置僵尸企業，消除企業進入和退出障礙，提高經濟的整體健康程度。第三，從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入手進行教育改革，延長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質量，進而提高人力資本，并以此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改善。第四，通過科研體制改革，提高研發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促進創新和創業，直接改善全要素生產率。

　　要避免使用妨礙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兩類政策：第一，過于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第二，宏觀經濟政策超越反周期的功能，用于維持經濟增長。避免使用這兩類政策，其實是同一個含義，就是要讓宏觀經濟政策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回歸到解決周期性的需求側問題上，而不是把它們單單用來促進經濟增長。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