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梁建章 黃文政

　　如果能轉變控制城市規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觀念，讓各大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逐步演變為增加供給的城市擴容行為，那將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價，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終惠及各方。

梁建章：通過城市擴容降低生活成本是搶人和育人的關鍵

　　近幾個月，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愈演愈烈，各大城市的落戶門檻一降再降，有的城市甚至給出了近乎“零門檻”的落戶政策。 那些在搶人大戰中贏得先機的城市迎來了戶籍人口的快速增長。 比如，今年第一季度，西安自市外遷入落戶人口達到24.49萬，超過去年全年的戶籍人口增長數。成都自去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條”以來，9個月時間內，就吸引17萬余名青年人落戶。

　　戶籍人口的快速增長，也導致這些城市“一房難求”。 今年3月，西安一樓盤開盤上演千人“搶房”風波。5月初，成都出現了“7萬人搶千套房，買房隊伍綿延幾公里”的景象。在這種搶房風潮下，多地房價快速上漲。今年4月份西安房價環比上漲11.2%；而在2017年戶籍人口增長第一的成都，二手房價格上漲超過70%， 漲幅全國第一 。

　　“搶人大戰”的上演說明各地已經意識到人口對城市發展的基礎性意義，而這種城市間的博弈將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如我們在新書《人口創新力》所分析的，創新的活躍也是大城市人口集聚效應的重要表現之一。

　　相對于農村和中小城市，大城市能夠吸引年輕人是因為那里有更多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有更廣闊的空間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但即使完全拆除戶籍藩籬，高漲的房價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將使得無數心懷夢想的年輕人難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強留存留下來，他們也很難在大城市安居樂業，繁衍生息。這反過來又會擠壓本來就處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國大城市生育率，進一步惡化中國的人口形勢。

　　為了應對飛漲的房價，各地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各種限購政策。3月30日，西安市房管局緊急下發通知，要求開發商采取公證搖號方式公開銷售。4月4日起，杭州在商品房銷售上開始采取搖號方式。5月15日，成都樓市限購升級，明確了包括將限購對象由自然人調整為家庭；戶籍遷入成都市未滿24個月的購房人，應在成都市穩定就業并連續繳納社保12個月以上方能新購住房。

　　這些限購措施在短期內抑制了房屋的有效需求，但只能延緩卻無法阻止房價的上漲。實際上，要真正緩解高房價問題并進而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根本出路，不是抑制需求，而是增加供給，也就是通過增加土地供應和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等方式進行城市擴容。

　　不過，很多人會覺得中國大城市的規模已經太大了，需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擴大城市規模。但實際上，無論是從經濟均衡還是國際比較來看， 即使上海和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的規模，都是偏小而非偏大。

　　首先，上海和北京都是采用極其嚴厲的限制性措施才抑制了人口的增長，這本身就說明這兩個城市當前的實際人口，要少于其自然均衡狀態下的人口。其次，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其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通常也越大。國外幾千萬人口的國家的大城市，往往都有一千多萬至兩千多萬人口。比如，伊斯坦布爾人口1400萬，占土耳其人口的將近1/5；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口1200萬，占阿根廷人口的1/3；首爾都市圈人口有2300萬，而韓國只有5000萬人。中國有13億多人口，但一線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000多萬人，而日本只有1億多人口，但東京都市圈人口高達3700萬。

　　中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設更大規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城市擴容不只是建設更多住房來平抑房價，還包括建設更多的托兒所、幼兒園和學校，讓年輕人不僅進得來，留得下，還生得起小孩，養得好小孩。

　　實際上，人口集聚有助于整體效率的提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和使用效率都隨城市規模增加。根據國務院規定，修建地鐵的條件是城市人口必須達到300萬以上，這是因為在人口不足的城市建設地鐵將無法收回投資。全國約200個民航機場中的大部分處于虧損之中，但客流量最大的6大機場全部都是盈利的。 中國高鐵在人口相對稠密的東部盈利，但在人口相對偏少的中西部卻虧損。

　　而且，即使在中國一線城市，土地資源也不匱乏。比如，上海僅耕地面積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現有建設用地的60%。將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環境所帶來的使用價值和社會效益，將遠超過用于農業所創造的價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農村，讓愿意在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能夠在大城市安居樂業，而不是回家鄉去購買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幾天的房屋，從全國來看會節省土地。

　　城市擴容后，如何解決交通問題呢？方案之一是在城市中心與郊區、郊區與郊區之間建設高速軌道交通。目前的郊區軌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鐵，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際高鐵。但對郊區的發展真正具有極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的是，建設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區高鐵。

　　比如在日本，橫濱到東京市區相距不到30公里，兩地就是通過只停1到2站的高速列車鏈接。如果在上海等大城市郊區建設時速200公里、每10公里設置一站的高鐵，那么即便從最遠的郊區到市中心也只要30分鐘。這樣的交通建設成本短期來看也許會很高，但其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要遠比在偏遠地區建設高速公路高得多。

　　在城市擴容的同時，逐步放開并最終去除戶籍限制，讓大城市不僅成為高技能人才，也成為普通勞動者的集聚地。最好的扶貧方式其實是創造環境，讓貧困者用自己的勞動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貧困人口遷徙到大城市，即使從事保潔、保安、快遞等對教育水平要求較低的工作，也比在偏遠農村生活得更好；他們的后代也能享受更優質的教育并擁有更多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從小就與父母分離的留守兒童。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也有助于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和效率的提升。此外，貧困人口從生態脆弱地區遷出，也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改善。

　　綜上所述，如果能轉變控制城市規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觀念，讓各大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逐步演變為增加供給的城市擴容行為，那將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價，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終惠及各方。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 要充分發揮這樣的規模優勢，就需要進一步擴容城市，讓這些城市不僅成為創新創業的熱土，更是環境優良、交通便利，擁有充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的宜居之地。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