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陳林（中國信合聯盟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山”綠色發展理念和“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思想，是內在相通、相輔相成的。2022年初，中國信合聯盟專家組應邀向浙江省委提供咨詢意見，并書面報送《關于統籌推進“兩山”“三位一體”改革創新、促進共同富裕的思考和建議》，內含“兩山合作社”的基本構想。其要旨在于深入理解和貫徹合作經濟原理，化解“兩山銀行”的試點困境，引導“兩山銀行”植根合作經濟組織、更名規范提升，從而形成“兩山合作社”全面嫁接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新型合作經濟的整體方案。

　　從“兩山銀行”到“兩山合作社”

　　近年來，生態文明建設（“兩山”領域）的改革創新，熱點之一聚焦于“兩山銀行”（也稱“生態銀行”）。地方政府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促成“兩山”之間相互轉化的公共服務平臺（生態資源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或類似平臺），被稱為“兩山銀行”或“生態銀行”。其有意借鑒銀行“存取”、特別是“零存整取”的概念，通過平臺將生態資源進行“分散化輸入、集中化輸出”，試圖通過規模化收儲、專業化整合、市場化運作，實現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并在實踐中擴大適用到各類資源和資產權益。這些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代表了全社會特別是來自基層的期待，但在核心邏輯和運行機制有待深入闡發，在法理上需要規范，方有助于提升和推廣“兩山”改革創新的經驗。

　　重塑“兩山銀行”載體——兼容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構建合作經濟組織體系

　　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社是法律上的所有權主體，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享有承包權，還進一步分離出經營權。對于未承包的土地和其他資源，集體經濟合作社更負有不可替代的管理權責。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唯有回歸合作經濟的本源。但我國很多地方發展合作經濟，在思路上囿于“村集體”層面，不僅對于傳統集體權益不便處理，也由于村級體量普遍偏小，土地、農戶和產業不足，并不容易達到規模經濟。

　　因此，可由若干村集體經濟合作社作為核心成員發起組建鄉鎮聯合社，同時吸收轄區內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作為一般成員。為平衡各種權利義務關系，可以實行成員分級分類。進一步根據業務發展需要，還可以組建縣市級或行業性的聯合社（聯盟、協會）。這實際是兼容傳統集體所有制的新型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可以通過組織章程的特殊設計來加以體現。

　　其中，傳統集體所有制因素留在村級內部，聯合社應按照合作經濟主導原則進行規范，同時吸收部分股份制因素（如設定投資回報上限的優先股。至于合作社、聯合社參股的公司，則是完全意義上的股份制）。入社、入股行為，本身就伴隨著資源、資產（也可包括資金）的集中與整合。因此，植根基層的合作社及其聯合社，才是天然的“兩山銀行”載體，亦可稱為“兩山合作社”。

　　過去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成立的“兩山銀行”平臺公司之所謂“存入”各類資源，大都限于信息登記發布，是“存”信息而非存“權益”。而由平臺公司進行收儲（包括租賃），特別是在收儲之后長期閑置，必然涉及較大的資金占用壓力。至于由平臺公司為小企業和農戶提供擔保增信，并非其所長，農村信用的發現與增進，仍更多需要借助農民互助聯合的力量。

　　組建自下而上的合作經濟組織體系，入社、入股（換個角度也可理解為“收儲”），平時可以穩步推進，暫時沒有商機或者收益也不影響。平臺公司（當地政府推薦的國企或其他機構）則可以作為托管方，輕資產運行，受合作社及其聯合社理事會的委托，承擔專業化、職業化的管理和服務功能。這樣的底層邏輯和法律構造更為清晰可靠，責權利關系更為合理對稱，既有助于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又顧及農民素質能力的現實條件。

　　從資源資產整合到資金整合——“有名無實”與“有實無名”的“銀行”

　　農村資源、資產普遍缺乏標準化、流動性，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去整合，費力甚巨，收效相對緩慢而有限。而資金整合有很大的優勢和潛力。“兩山銀行”之所以冠以“銀行”之名，其實隱含著基層干部群眾模糊的金融訴求。

　　在實行股份制的情況下，按照公司法，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不超過50個，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不超過200個。一旦公司股東超過200，即成為“公眾公司”。一個村，如果搞人人或戶戶持股，從操作上看很容易突破股東人數限制。而在合作制下，合作社法沒有成員人數限制。公司股東原則上不能退股，而合作社成員退社、退股則是允許的（由此或可以發展出一種類似資金“存取”的機制）。

　　全世界的農業農村發展但凡較為成功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是以合作經濟為主導的，其中包括合作金融或信用合作的有效運作。歐美多是專業化的信用合作（合作銀行）自成體系，如法國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德國中央合作銀行都是在本國和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銀行。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究其本源仍然屬于信用合作。亞洲更成功的模式則是多層次、半官方的綜合農協（具有公法地位的合作社），內嵌金融功能。如日本農林金庫、韓國農協銀行、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會信用部，在當地農業農村領域具有絕對優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憲法中有合作經濟（包括信用合作）的條文，中央的多個政策文件都允許以至鼓勵“有條件的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但迄今在具體法律上并無專門規定。2021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已經明確：農村信用互助業務納入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統一監管。為地方改革創新留出空間。

　　通過合作經濟、特別是信用合作，可以實現“有實無名”的銀行功能，有相當大的政策和法律空間。目前的“兩山銀行”則是“有名無實”的，尚未真正涉足金融領域。2022年1月銀保監會，援引《商業銀行法》，對使用“兩山銀行”等名稱命名相關生態資源經營發展平臺的，要求整改糾正。

　　創設專門的交易工具——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本質上屬于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范疇。“綠水青山”所在的地區以及這些地區的人民，客觀上為工商業和城市文明及其創造“金山銀山”承擔了生態環境的成本，但一直難有合理的回報。這種經濟學上的溢出效應，納入經濟核算與付費補償機制，可望為“綠水青山”帶來持續不斷的財源，有效平衡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

　　國際上可資借鑒的生態銀行模式，有森林銀行（碳匯交易）、土壤銀行（土地保護性儲備計劃）、水銀行（水權交易）、濕地緩解銀行等。如德國生態賬戶制度，以法律和規劃為基礎。該國企業或其他組織和個人必須通過出資購買生態指標或自行運營生態賬戶的形式支付生產經營活動引致的生態成本，推動了生態指標交易市場的創立。第三方機構等社會資本可因經營生態賬戶、出售生態指標而獲益，“污染者”則通過指標的有償交易承擔生態損害補償、賠償的主體責任，政府則發揮監管職能。

　　推動生態資源權益交易，如綠化增量、清水增量、森林覆蓋率、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水權等有關指標或權益憑證，都可以創設成為交易工具。交易工具進一步標準化，流動性越強，就越具有金融屬性。交易平臺則需要一定的地域跨度和覆蓋面，才能保證市場的吞吐量、活躍度和流動性。

　　“三位一體”合作經濟，尚需正本清源、系統集成

　　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是在互助聯合的基礎上，生產服務、供銷服務、信用服務的進一步發展、協同與融合；更多注重社區依托，側重發展綜合合作，形成大規模、多層次的合作經濟組織體系。

　　合作經濟的基本原則不可動搖

　　“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核心依然是合作經濟，在正式表述中“合作經濟”不能省略，否則就混淆了為了誰、依靠誰的基本立場。

　　打破部門分割，重振“三位一體”，防止“異化”和“矮化”

　　“三位一體”中的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都是一種合作的功能與形式，與原有供銷社、信用社沒有必然聯系。“三位一體”不是“拉郎配”“歸大堆”，但也不能流于松散的、形式上的、敷衍性的聯合。改革的頂層設計，應當超脫于任何一個具體部門、單位。“三位一體”構造的是合作組織，合作事業需要志愿精神，不能照搬行政套路。

　　創新信用合作機制，重點彌補“三位一體”的金融短板

　　廣義上，信用合作以及供銷合作、各種生產服務合作，都是專業合作的具體形式。信用合作更是貫通各種合作的最佳紐帶。信用合作有賴于體系支持，也需要行業管理和政府引導。從國際經驗看，合作經濟的聯合組織往往有其特殊地位，有些屬于半官方組織。特別在小農社會條件下，小農的大規模合作難以自發產生。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小農合作都是官方大力主導，有特別法保障，具有公法地位和某些特許權。因此，在中國小農為主的社會條件下，信用合作更應當嫁接社區合作、綜合合作。

　　大力規范整合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基礎設施和支付結算體系，超越商業銀行的慣性思維與合作金融的傳統模式，使之相互配套，通過商業銀行嫁接信用合作機制，化解農村金融信用發現、風險控制的長期困境，可望實現“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的金融構造。

　　金融科技賦能與反壟斷：數字化與合作化相互促進

　　借助金融科技，創新產品和契約設計，優化簡化流程，通過互助增信、銀行托管、封閉運行等方式，能夠迅速、高效地促成交易，同時避免了新設機構或金融牌照的障礙。還可以進一步創新支付結算業務，幫助建立合作經濟的賬戶體系和簿記系統，促進資金分賬、交易返利的便利化、規范化。通過軟件設置和大數據監控，有助于防范資金挪用乃至非法集資的風險。對于需要限定對象和用途的資金，還可以采用可編程的數字貨幣。

　　互聯網平臺可望極大提升合作經濟的規模優勢與運行效率，從而實現數字化對于合作化的支持。因此，基于合作經濟的互聯網平臺經濟模式，非常值得探索。

　　“三位一體”合作經濟及其金融構造，奉行分布式的權益結構和業務網絡，與傳統的工商企業、商業銀行有很大不同，卻與區塊鏈的構造基礎非常接近。從國際經驗看，美國信合聯盟（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2016年牽頭發起組建區塊鏈聯盟CULedger。PSCU（Public Service Credit Union）與支付咨詢和研究公司Glenbrook Partners發布了白皮書《區塊鏈和信用社：資產轉移革命》。2018年12月，CULedger加入R3全球區塊鏈生態系統的網絡。2019年3月，科技巨頭IBM宣布與區塊鏈聯盟CULedger合作，為信用合作行業開發新的基于區塊鏈的解決方案，創新現有的商業模式和流程。在國內，2020年7月，中國信合聯盟區塊鏈委員會宣布啟動一個名為CCAL超級賬本（Credit Cooperative Alliance Ledger）的區塊鏈項目。廣泛的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社區團購與合作經濟

　　中國農產品流通體系的長期癥結主要在效率、公平與安全三個維度。由于電商、連鎖超市都不容易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入戶問題，還是要結合社區自治、社區合作。如由社區合作社承擔集中采購職能，更有效、更便捷。社區合作社還能在養老、托幼、物業等常態化管理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運用系統集成的方法論

　　中國信合聯盟課題組最早提出“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的系統集成，以及區塊鏈技術相關應用，有關項目獲得2018年復旦大學首屆博士后創新創業大賽優勝獎。課題組還把“三位一體”的應用場景拓展到產業鏈、供應鏈、信用鏈的融合一體，從而在更多行業和領域呈現出廣泛的發展前景。

　　關于“三位一體”“系統集成”的提法也為2020年4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農村工作實施辦法》所采用。該《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提出：健全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合作組織及服務體系，推動鄉村數字化變革，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

　　從“兩山”“三位一體”到共同富裕：若干建議

　　“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綠色發展的成果，要真正為人民群眾共享，有必要通過合作經濟的組織構造來實現。“三位一體”的應用場景建設，也不能離開“兩山”綠色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各項措施系統集成，適逢其時。在生態環境保護開發、農業農村發展、合作經濟建設領域更是如此。統籌推進“兩山”和“三位一體”改革創新，促進共同富裕，可望走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合作經濟道路。

　　一是籌推進“兩山”和“三位一體”改革創新，運用系統集成的方法論，作為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最大特色和亮點。

　　二是在省級層面加強領導，組建具有超脫性、權威性的工作機制，務必打破部門分割。此項改革至少涉及發展和改革、生態環境、自然資源、農業農村、林業、漁業、水利等主管部門，以及供銷社系統、金融部門（包括金融監管部門、農商行或信用社及其聯社、國有大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等），以及各類合作社和廣大農民、消費者、投資者等。

　　三是選擇若干縣市進行深化試點，著力構建合作經濟組織體系，引入成員分級分類設置，進一步實體化運營，既作為“兩山銀行”的載體，也是“三位一體”的載體。

　　四是創新設計信用合作機制，重點彌補“兩山”“三位一體”的金融短板，開拓財源。通過銀行托管、互助增信、封閉運行方式，盡量去除“資金池”風險，防范非法集資。

　　五是探索發展基于新型合作經濟原理的“平臺經濟”，超越原有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以數字化促進合作化，以合作化矯正數字化，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乃至壟斷傾向。

　　六是邀請全國前沿的政策理論專家和經濟、金融、法律、生態資源學者提供智庫支持，對于“兩山”合作社、“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的核心邏輯和運行機制進行深入研究闡發，對于各地實踐探索及時進行經驗總結提升。

　　七是開展地方性立法，為全省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

　　本文原發于《當代金融家》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信合聯盟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