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京東經濟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太輝

　　導讀：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全面推進的大趨勢下，提振消費需要積極發揮數字經濟與平臺企業的引領和賦能作用

　　提振消費需解除三大制約因素

　　2022年的社會零售增速為-0.2%，不論是與2020~2021年的復合增速3.9%相比，還是與疫情前2019年8.0%的增速相比，都存在較大的差距。進入2023年后，出行修復帶動接觸性消費快速反彈，拉動1~2月社會零售增速回升至3.5%，3~4月社會零售同比雖仍在上行，但主要受2022年同期低基數推動，消費恢復動能已在趨緩。從環比來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4月份，社會零售環比為0.49%，高于2020~2022年同期，但明顯低于疫情前的均值水平（2015~2019年同期的均值為0.77%）。持續提振消費，還需要解決好就業收入、消費信心、收入分化三方面的制約因素。

　　一是企業經營承壓、結構性失業突出，收入增長放緩。2022年以來，受中小企業和平臺企業經營壓力持續較大（2023年1~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20.6%）、房地產市場持續下滑（2023年4月房地產投資同比降幅擴大至7.2%）等因素影響，城鎮調查失業率高企，16~24歲失業率長期維持在17%左右的高位（2023年4月更是超過了20%），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放緩，極大限制了消費能力。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僅為3.8%，不及4.5%的經濟增速。考慮到青年失業率存在季節性，每年7月的畢業季一般是年內高點，預計接下來青年失業率仍處于高位，削弱了消費恢復的收入支撐。

　　二是不同群體的收入分化拉大，制約了消費全面回暖。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收入分化擴大不利于消費潛力釋放。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城鎮和農村地區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均有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收入五等分劃分，2022年全國最高的高收入組與最低的低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21年的10.3提升到了10.5。2022年代表奢侈品消費的金銀珠寶類零售三年復合增速達8.1%，明顯超過整體限額以上商品零售增速（4.6%），也表明疫后高收入人群受沖擊相對更小。進入2023年后，必需消費邊際轉弱，限額以上零售品類中，4月份，藥品、糧油食品、飲料、日用品、煙酒等環比也處于多年以來的低位；大宗消費乏力，4月份，通信器材、汽車環比均處于多年同期低位，房地產相關品類消費持續低迷。

　　三是消費信心持續低迷，居民部門主動“去杠桿”。抗疫三年持續消耗疊加就業收入預期轉弱，導致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表現為儲蓄意愿大幅增加、消費意愿大幅降低。2022年居民存款大幅增加17.8萬億元，創歷史新高，較2021年的新增存款高出了約8萬億元。進入2023年后，第一季度居民新增存款近10萬億元、遠高于歷史同期，而4月居民新增中長期貸款-1156億元，凈償還規模創有統計以來新高，居民資產負債表收縮值得關注。同時，人民銀行調查數據顯示，2023年第一季度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比仍處于低位（23.2%），而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占比仍處于高位（58.0%）。

　　平臺企業促消費作用大幅提升

　　一是大大提高消費供需對接效率。隨著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平臺企業已成為眾多產業鏈供應鏈的“鏈長”，打造了連接消費用戶、生產企業等多方主體的產業鏈供應鏈生態，促進了消費供需雙方的高效對接。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截至2022年12月，網絡購物、網絡直播、即時通訊等16個互聯網應用領域的平均用戶規模達6.7億人，各類互聯網平臺成為了這些產業鏈供應鏈的“鏈長”，其中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網絡支付等行業的網民使用率超過了80%，網絡購物的網民使用率近年來維持在80%左右。其中，像京東這樣定位于以供應鏈為基礎的技術與服務企業，運營著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庫存量單位（SKU），一頭連接著全國各個城市的中小門店、制造工廠，另一頭連接著數億級的消費者和采購企業，在保障產供銷對接、供應鏈協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是推動城鄉消費雙向融合發展。近年來，一些平臺企業積極推進電商、快遞進農村服務，大力建立農產品冷鏈物流設施，打破了城鄉之間的市場分割，實現了農產品上行與工業品下鄉的同步推進，有效促進了城鄉消費的融合發展。一方面，一些平臺企業積極發展農村物流服務，對行政村的覆蓋大幅提升，眾多鄉鎮已經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帶動了中小城市、縣域農村線上消費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一些平臺企業依托自身的電商平臺、科技能力和社會供應鏈服務，對接全國各地的農特產地及產業帶，直連各地的蔬菜和農牧基地，幫助拓展偏遠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農牧產品、手工產品的銷路，推動了特色農牧產品和手工產品的品牌化、規模化、優質化發展。

　　三是加快消費新場景新模式發展。近年來，互聯網平臺企業在積極發展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網絡視頻、網絡社交等新型消費的同時，利用自身的客戶積累和技術優勢，不斷拓展線上醫療、線上教育等新型數字消費場景，積極推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消費體驗和便利度。與此同時，一些平臺企業整合供應鏈的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客戶流，遵從市場需求導向，創新推出了智能化的C2M反向定制供應鏈，從消費者差異化需求出發驅動生產，大大提升了生產企業的新品開發能力，更好地滿足了消費者的個性化、差異化需求。在此基礎上，金融機構與平臺企業合作，積極推進場景金融服務，提升數智化風控能力，消費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也大大改善。

　　四是強化不同地區消費價格聯動。2012年以來，我國CPI一直處在較為溫和的波動區間，盡管自2020年開始，新冠疫情下物價波動加大，但近十年內的平均CPI漲幅在2%左右，遠低于2002~2011年2.5%的平均漲幅。這背后固然有全球化、老齡化、技術進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平臺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的確不可忽視。具體而言，電商平臺拓寬了市場邊界，降低了信息不對稱，讓消費者擁有了更大區域范圍的商品選擇權，減少了廠商差別化定價；促進了市場競爭，降低了商品價格的黏性；實現了線上線下消費聯動，平抑了整體的商品價格；促進形成理性價格預期，如疫情期間在全國市場統一匹配產品供需，且將需求信息向生產端傳遞，實現補充急缺用品生產、減少供需缺口，快速平抑了價格波動。

　　全面激發平臺企業提振消費作用的建議

　　2022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充分認識到平臺企業發展對促消費、擴內需的積極作用，要求將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同時還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2023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提出，“要推動平臺企業規范健康發展，鼓勵頭部平臺企業探索創新”。下一步，建議從以下方面出臺具體措施，全面激發平臺企業在推動消費恢復和支持消費創新發展中的引領作用。

　　一是加大中央財政促消費力度，支持地方政府與平臺企業聯合發放消費券。從中國香港地區以及美國的政策實踐來看，疫后針對居民的財政補貼增加了居民收入、避免了資產負債表受損，帶動了消費快速復蘇。我國2022年實施的汽車購置稅減免政策，也帶動了汽車消費的大幅反彈。2023年，財政政策特別是中央財政還有積極加力的空間，鑒于我國企業和居民社保及公積金負擔較重，針對積極合規繳納社保的企業進一步降低社保、公積金費率，可以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企業經營狀況改善也會帶動其消費性支出。同時，應盡快厘清消費券的迷思，加大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統籌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費券發放力度，盡快緩解居民收入下降、信心不足對消費恢復的制約。在發放模式上，建議采取“財政補貼+企業折扣+平臺讓利”“線上消費+線下消費”的組合模式，放大消費券杠桿效應，同時利用數字科技手段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針對性投放力度。

　　二是對于綠色智能家電電腦下鄉和以舊換新，加大財政資金補貼。2009~2012年，我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政策表明，加大財政對家電消費的補貼（消費券），短期有助于帶動消費快速恢復，長期還可以發揮推進消費升級、帶動企業生產、改善財政稅基等功效。2022年7月，我國出臺了促進綠色智能家電手機等消費若干政策措施，雖然在改善家電消費和促進消費升級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建議借鑒乘用車購置稅減免政策，將財政支持與刺激家電、電腦消費政策有效結合，利用平臺企業的線上銷售網絡和配送網絡，在全國范圍內，針對綠色智能電器下鄉和以舊換新，加大財政補貼，進一步打開家電消費的發展空間，并同步推進家電等行業的綠色化智能化升級。

　　三是支持平臺企業創新消費模式和場景，打開縣域農村下沉消費市場。盡快出臺支持平臺企業境內外上市、推出平臺企業投資“綠燈案例”等具體舉措，釋放平臺企業的發展活力和創新動力；發揮平臺企業在發展新型消費方面的作用，積極推廣反向定制，加快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將藥品網絡銷售、互聯網醫療納入醫保報銷范圍內，建設全國統一的醫療支付與報銷平臺、處方流轉平臺，加快互聯網醫療等線上服務消費。同時，健全農產品流通網絡，完善縣鄉村三級物流節點設施體系，培育農產品網絡品牌，改善農村電商配套服務，暢通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雙向流通渠道，充分滿足縣鄉居民個性化、多元化、中高端消費需求。

　　四是支持平臺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紓困，改善消費恢復的就業收入基礎。當前，平臺企業，特別是一些兼具實體性、科技性、產業生態型、網絡外部性的“新型實體企業”，已經與廣大中小企業形成了密切的業務聯系和良好的產業生態，而企業利潤負增長弱化了直接減稅降費的政策效力。建議改變直接對小微企業進行減稅降費的紓困思路，加大對平臺企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財稅補貼，借助平臺企業對中小企業發放采購券，由平臺企業帶動廣大中小企業融合脫困，以此緩解企業的經營壓力和居民的就業壓力。同時，鼓勵金融機構與平臺科技企業合作，推廣應用供應鏈金融科技，通過數字化實現供應鏈金融服務與產業供應鏈發展的“雙鏈聯動”，更好地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

　　(本文作者介紹：權威、專業、理性、前沿，宣傳金融政策、分析金融運行、報道金融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