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揚

　　一、

　　以人為本，尊重科學

　　此次疫情向我們提出了很多挑戰，它促使我們對過去的幾乎所有的發展理念都要進行反思。與今天會議關系最密切的是城市發展和管理問題。先說一個最直觀的感受。這次疫情的泛濫，顯示出我們城市的公共衛生、公共防疫系統非常落后。疫情期間，我曾向一些專家請教過這個問題，他們給了一些數據，做了些比較分析，很說明問題。數據顯示，新加坡這個國家，總共有600萬人口，與這600萬人口相配套的有889家發熱門診。這個數字我后來查驗過，是準確的。正是因為有這種布局，才使得新加坡政府面對疫情的沖擊，做到了應付裕如。比較而言，中國上海有2000多萬人口，在疫情之前只有117家發熱門診，在抗疫期間緊急增設182家發熱門診，相加起來，還是比新加坡少得多，不僅絕對量少，人均量更少。再看北京，也是2000多萬人口的城市，發熱門診不到100家，疫情過后，變化不大。結果大家都看到了，疫情發生之后，新加坡比上海和北京應對的都好，說明其城市這方面的治理能力比我們好。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制度優勢，令行禁止，全國一盤棋，一下子都封城了，情況也就很快控制住了。但是，綜合考量，我們顯然還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試想，如果我們建立有分布廣泛、運行高效的可以收集、分析疫情的網點，有著一套科學的方法，就不至于動輒都從零開始。現在北京疫情又出現反復，我們不得不從零開始，又從封閉小區開始，以至于過去幾個月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構成現在繼續采取措施的基礎。這充分暴露出我們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落后。

　　科學告訴我們，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的一定規模，各種傳染病等的發生概率會迅速提升。剛剛汪部長說到他多年前曾寫過文章，論述了類似的事情。汪部長的文章我沒有拜讀過，但我相信，只要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城市的發展，就一定會知道，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某個物理區域內人口數超過一定閾值的時候，許多流行病等等發生的概率會驟然上升。這個情況，細思極恐。在中國，一平方公里超過科學設定閾值的城市不下好幾十個，也就是說，這好幾十個城市隨時都可能在公共衛生、疫情等領域發生問題。在這種狀況下，任何一點火星，馬上就可能成燎原之勢，而且治理起來非常困難。總的來說，中國發展這么多年來，建成了很多城市，高樓大廈林立，道路橋梁暢通，收入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保護人、養育人、以人為本的居住環境并沒有跟上去。這是我們城市發展的差距之一。

　　習近平主席過去就曾有好幾次說過中國城市地下基礎設施落后的問題，說到中國城市普遍地面上的大樓很多，路也很寬，公園也不少，地面很光鮮，城市天際線也很漂亮等等，但是，城市的地下基礎設施普遍落后，讓人生活在其中很不方便。他還舉過巴黎的例子，談到地下的巴黎絕不遜于地上的巴黎，等等。我們在北京都知道，稍微下一點大雨，很多地方就會淹水、出問題。有一年下暴雨，還曾淹死了人。后來，每到雨季，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很多干部就都要下到現場，下到問題多發地帶，水泵也會架起來，非常辛苦。這個問題能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呢？下決心，當然能解決。我們不能老是依靠各級領導在事故易發地帶分工把守的方式，來治理城市的水患。總之，疫情讓我們警醒，讓我們思考城市應當如何均衡、全面、健康地發展這一根本性問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城市不只是水泥墻的堆砌，不只是寬闊的馬路，不只是要把人均GDP搞上去，而是要創造一個適合人居住、讓人感覺舒服、受到保護、能夠全面發展，對各種流行性疾病和災害都能有效防御和控制，遇到問題都能有效解決而不至于手足無措的城市。

　　汪部長前面說到了智慧城市、韌性城市、海綿城市、綠色城市等等，這些都是對的，都十分重要。然而，此次疫情提醒我們，對于城市，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它是不是人的城市？是不是普通百姓的城市？諸如智慧、海綿、韌性等等，都是為人服務的，人如果在這個環境中不安全，不舒適，遇到事情沒法處理，需要向外逃亡，最后只好啟用最原始的辦法來處理，那么這個城市不能算是宜居的。總之我覺得，這次疫情告訴我們，中國城市發展的理念需要更新。

　　在我看來，有兩個要點極為重要：一是以人為中心。注意，這里說的是人，不是那個政治性很強的人民。二是以科學為依據。萬事萬物都有科學規律。這次疫情的傳播及其治理，都是可以用模型比較準確地刻畫出來的，表明這里面有科學的規律在。作為人類，我們應當按照科學辦事，應當尊重科學，敬畏自然。我們一定要切記：城市規模大了，土地承載的人口密度高了，很多傳染性問題都會出現。此次發生的是新冠疫情，下次可能是別的疫情，還有可能是風暴、地震、污染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預測，給以刻畫，加以防治的，因此，我們的城市發展規劃必須講求科學。

　　二、

　　城鄉一體化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經過艱苦的努力，疫情在多數城市得到有效控制，于是，我們可以騰出手來討論許多其他問題了。首先當然是制造業的恢復問題，大家都認識到，這個恢復過程還很緩慢，還需要若干年。大家也討論房地產問題。剛剛楊主任也說到房地產，談到中國大部分的城市空置率在疫情后提高了，房價下跌了，當然也有房價上漲的情況。但是，有些地方的房地產開發商很有信心，覺得疫情給了他們發展的新方向。這是怎樣的一些方向呢？有人指出，疫情之后，人們都愿意住的分散一些，愿意見天見地，愿意住的密度低一點，愿意樓層低一點，不要這么多人疊加在幾十層的樓里。因為大家都知道，疫情傳播最主要的幾個場景，就是電梯、超市、商場、菜場、飯店、醫院等人口密集區。住在城市里，幾十層樓，沒有電梯是不可能的，但電梯又是高傳染的地方，大家被疊壓在狹小的空間里，若遇傳染病，幾乎立刻就可能蔓延。怎么辦？于是，人們就開始考慮房地產發展的新范式。但是馬上就遇到了問題，沒有土地，尤其是，城市里已經沒有了可用于發展住宅的大面積土地。在這里，我們又遇到了土地供給的限制。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又與我們的城市化方向、城市化路徑等等密切相關。我今天將討論的題目定為“反思城市化”，目的就是想把這個深藏在很多類似問題背后的深刻根源提出來，同大家討論一下。

　　近年來，大家都在討論城市化問題。研究中我們發現：對于這樣一個在國內被上升到戰略高度，甚至關乎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的大問題，國外可參考的文獻很少，全面的歷史性記載不多，系統化的理論著述就更少。現在我們看到的有關城市發展、包括區域發展、灣區建設等等，大多都是今人根據中國的需要新近概括出來的，而且描述居多，科學性、系統性研究十分欠缺。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出現這種現象，就說明，這類事情，或許只是中國特有的。

　　我在讀大學時，說起鄉村落后，說起城鄉分割、城鄉差別、工農產品剪刀差等等，老師會告訴我們，這是資本主義留下來的“舊社會的遺跡”。現在看史料，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發現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大家知道，至少在發達市場經濟體那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鄉村都不比城市差，至少不存在我們這里這種全面、系統的落差。因此，貧窮落后的鄉村和富裕先進的城市這樣一對矛盾，在市場經濟國家，從來就沒有十分嚴重地存在過，特別是，這種將人口嚴格地區分為“城里人”和“鄉下人”，將國土在地理上硬性地劃為“城市”和“農村”的做法，在這個世界上，從古至今，只有少數國家實施過。

　　于是我們就要問，這個東西是從哪里來呢？資料顯示，是從前蘇聯來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沒有對于城鄉差別的系統闡述，我們現在看到的，包括所謂“三大差別”等等，都是經由前蘇聯傳過來，都是經由他們轉述過來、修正過的、有的甚至是被歪曲過的。

　　城鄉分割的實踐和理論，與前蘇聯實行的片面工業化進程和相應的發展理論密切相關。在蘇聯建國初期，提出的目標是加速推進工業化，集中發展大城市。背后有兩個理論支撐。一個是生產力發展的理論，說的是，制造業、大工業在城市，于是，要迅速趕超美英德法等發達國家，就要集中資源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要想發展得更快一點，就需要從農村、農業、農民那里多集中一些“經濟剩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工農產品剪刀差”，就有了“余糧征集制”等等。文獻告訴我們，諸如此類的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的，只有在前蘇聯和中國以及少數國家有過。第二個理論關涉意識形態。在前蘇聯的理論體系里，城市是社會主義的，農村是資本主義的，甚至是封建的，即便經歷過全面“集體農莊化”改造，消滅了富農，也還只是“集體的”，還未達到全民所有的高度，因而只是公有制的低級形式，最終還是要被改造的。對它們實行擠壓，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基于以上兩套說法，就有了城鄉分割以及一系列的片面發展工業、片面發展城市的制度安排。不能否認，前蘇聯的這些做法，是在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他們自己也承認是所謂的臨時的“軍事共產主義”，相當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因為當時的他們，等不及讓經濟按照自己的自然規律發展，因為那樣太慢了，只有出此竭澤而漁之下策。問題在于，如果將這一套臨時性的東西制度化，并在理論上說成是社會主義道路甚至說成是優越性，那就貽害無窮了。

　　這種城鄉分割的制度發展到今天，已經顯示出諸多不利后果。一個重要的不利后果就是，在中國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我們仍然還有幾億農民需要救助，我們的農村還十分落后，我們的農業還需要國家支援。大家知道，在人類歷史上，工業化是過去幾千年中唯一有意義的歷史事件，因此，整個世界的發展可劃分為工業化前和工業化后兩個大階段。在工業化進程中，整體受益的正是農村和農民，因為土地在整個過程中資本化了，農民和農村收獲了資本化的豐碩成果。在前蘇聯那里，我們沒有看到農民和農村受益，所以他的經濟結構至今仍然畸形。遺憾的是，在中國，我們同樣也沒看到這種結果。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資本化收益，主要被城市政府和城市開發商獲取了。基本過程是：城市政府強制性用較低的價格向農民征收農村土地，將農村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然后，這些土地在市場上“招拍掛”，獲得一個幾十倍于向農民征地拆遷費用的價格。這個價格差，主要由城市政府和土地開發商分享。總之，農民、農村基本未獲得土地資本化的收益。正因為如此，當中國工業化總體上已基本完成之時，我們尚留有5-6億農民需要救助，尚留有貧瘠的農村需要去“振興”，尚需要全國動員去打脫貧攻堅戰。

　　大家可能都沒太意識到，我們在討論城市化問題的時候，其實是以城鄉分割為潛在的制度前提的，都是“城里人”在算“鄉下人”的賬。當我們說城市化率已達60%的時候，意味著還要保留有40%的人作為鄉下人。仔細想一想，我們的全部人口中，自出生之日起，就被人為分為城里人和鄉下人，這與我們以人民為本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否相符？

　　我注意到，習主席在考慮此類問題時，早已注意到其中隱含的問題。他指出：“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要繼續推進新農村建設，使之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互惠一體，形成雙輪驅動。”2018年，他進一步指出：“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鄉村振興也需要有生力軍。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是徹底摒棄城鄉分割這種扭曲的發展道路，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全面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時候了。此次疫情，則為我們施行這個轉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作為抗疫的主要舉措，大家的著眼點還放在投資上，“新基建”受到青睞，老基建依然受到關注。我以為，這是實事求是的看法。在國際環境惡化、國內消費疲軟的背景下，未來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就經濟動力而論，仍將主要依賴投資。

　　需要討論的問題有兩類，一類是投什么，第二是錢從哪里來。

　　需要清醒地看到，經過長達幾十年高強度的投資，能賺錢的、有穩定現金流、有商業可持續性的投資項目大都被挖掘殆盡，剩下的，大都是不賺錢的、現金流不穩定、商業可持續性差的基礎設施。最近我們有個預測，未來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我們會像日本一樣，投資項目主要是各類社會基礎設施，投資主體則主要是各級政府。但是，在經濟下行階段，政府的收入又是相對萎縮的，于是，我們就只能依賴政府的赤字和發債。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增加了財政赤字，增加了政府債務，增加了地方專項債的發行，說明我們的政府已經清醒地確認了目前的嚴峻局面。

　　使用公共資金，更多利用債務資金，主要投資于社會基礎設施，是今后若干年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主要動力。

　　投資的領域應當以城鄉一體化為導向。具體的抓手有兩個：一是城鄉土地市場一體化，二是依賴數字經濟，推進城鄉一體化。

　　首先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必須徹底改變我們自建國以來便開始實施的片面工業化戰略，根除與之相關的所有體制機制弊端，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推進這一戰略過程中，推動城鄉市場特別是土地市場一體化，以極大的創新精神和極高的政策藝術處理好農民手中的“三塊地”，即承包地、集體經濟建設用地、以及宅基地，實現“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的戰略部署，至關重要。我們希望，通過這個一體化，讓一些城里人向農村地區疏散，讓那些事實上已經生活在城立的人在城里住下來，我相信，如此雙向配置，城鄉一體化的進展應當比較順利。

　　其次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發展互聯網經濟。我特別想回應一下汪部長的說法，我們要以發展智慧經濟、數字經濟和信息經濟等最新的科技為基礎，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去年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很有意思。這個報告描述了一個前景，即，今后“打零工”的人是主體，也就是說，大多數人不再像過去那樣，被集中在一個生產線上，共同為完成一件產品而分工合作。大家知道，打零工這樣一種經濟形態、這樣一種企業組織形式之所以能夠出現，與數字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與網絡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只是有了這些條件，大家才能打零工，并通過一個網絡把大家的“零工”聚合為一個最終成果。面對零工經濟發展，我們該做什么？重點還應放在人的教育方面。如果說，此次疫情告訴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是保護人的自身，其次要做的則是人的教育、人的發展，要讓人們熟悉工作性質的轉變，熟悉打零工會成為我們的常態，它不再是大工業所謂有益的補充，它自身就是主體，就是本體。

　　應當說，這次疫情加速了整個就業形勢向打零工發展的趨勢。事實上，只要你有需求，技術一定能夠解決問題，滿足你的需求。如果我們相信這個發展趨勢，下一步城市的發展、鄉村振興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就大有可為。我清楚地記得，幾年前習主席說過，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實際上只是需求和供給不配套問題。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財政金融手段，讓發生在實體層面的需求和供給配對，則中國沒有什么產能過剩，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仍然可期。對于這個判斷，我深信不疑。

　　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本文原發于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