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四十人論壇

　　昨日（5月18日）晚間，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

　　文件提出，要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其中提到，要強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和金融監管協調，再次部署要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推動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等。

　　此前，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之路”為主題召開第4期“金思匯”，與會專家圍繞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對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具有借鑒作用。

　　會議提出，當前我國金融體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動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具體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 要完善貨幣政策治理體系，從決策機制、目標設置、政策傳導、工具體系等方面對貨幣政策治理體系進行改進和完善。

　　? 要做好金融監管協調，強化和發揮好中央銀行的牽頭作用。

　　? 要建立現代的金融基礎設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務體系。

　　? 要維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持續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貨幣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本文系CF40周報觀點，基于第4期CF40“金思匯”會議研討成果撰寫。

　　中國增長奇跡的金融秘方

　　過去四十年，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成果。從1978年到2019年，我國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9.3%，遠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戰以來全球高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紀錄。我國的增長奇跡難以完全由主流經濟學解釋，其中潛藏著獨屬于中國的秘方。有觀點將此總結為五方面的互補。

　　一是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互補。主流經濟學認為，從資產配置效率來看，市場優于政府。而中國四十年來的經驗表明，政府與市場各有長短，兩者互補才能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二是財政和信貸關系的互補。主流理論認為財政與商業銀行體系的信貸有明確的邊界，信貸資金不能財政化使用。而中國的情形表明，財政與信貸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國國有銀行體系的金融支持對改革與增長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三是國有和民營關系的互補。主流理論認為，相較于國有金融，民營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國的情形表明，國有金融與民營金融是主輔搭配的關系，選擇哪一種取決于改革與增長提出何種需求。

　　四是銀行和資本市場關系的互補。主流理論認為，資本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相較于銀行主導型更加高效。而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兩者搭配互補，其目的是實現總體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貨幣政策數量型調控與價格型調控手段的互補。主流理論認為，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更加先進高效。但是理論上看，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驗的高低之分。數量型工具是過去四十年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看家本領，我們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優勢。

　　中國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

　　過去四十年，我國金融體系較為單一，主要靠商業銀行給企業貸款，但也滿足了特定階段的經濟增長需要。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從工業部門向服務部門、尤其是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轉變，產業風險更高、企業創業失敗率也更高，對金融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單純依靠傳統銀行體系支撐的邊際貢獻越來越小，需要出現新的金融服務，朝更加創新驅動、服務驅動、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首先，需要有對居民的金融服務。金融不僅能服務于企業，更可以服務于居民，比如消費信貸、居民養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方面，養老保險還有很大空間；另一方面，權益資本市場的發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進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實現高質量的市場化。高質量的市場化需要三個支柱：一是市場主體規范、有效率；二是市場管制較少；三是金融監管有效。

　　此外，需要認識到，作為轉型經濟體，中國的整體財力較弱，金融發揮了一部分準財政的功能，而且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金融體系還需要繼續扮演這個角色。

　　建設中國特色金融體系的三個關鍵詞

　　發展中國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國國情，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體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和普惠性。

　　“高度適應性”指金融體系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能不斷適應經濟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征。

　　“競爭力”指金融體系要擁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當前，從金融機構數量和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規模的全球排名來看，我國稱得上是金融大國，但是離成為金融強國還有一定距離，金融開放程度、金融結構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與企業能享受到金融服務。當前，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階層獲取金融服務的難度仍然較大，從而難以獲取發展與投資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把更多的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發展中國特色金融體系有賴于制度性突破

　　當前我國金融體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結構性失衡。

　　一是融資結構的失衡，直接融資、股權融資占比低，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占比低；

　　二是金融機構結構失衡，雖然金融機構絕對數量不算少，但是不同類型機構服務實體的能力相對不足；

　　三是期限結構失衡，居民儲蓄無法有效轉化為支持資本市場及PE/VC發展的長期資金；

　　四是治理結構失衡，微觀審慎監管處在分割狀態，而宏觀審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監管工具，總體上看，監管缺乏激勵約束，投資者保護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風險結構失衡，從行業領域看，存在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從金融機構看，中小銀行風險較為集中；從金融市場看，股權質押的存量風險尚未化解，債券違約的風險仍較為嚴峻；

　　六是信息結構的失衡，表現為三個方面：實體經濟和金融行業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機構難以識別企業風險；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存在信息分割，機構難以了解交易對手的業務情況；金融監管部門之間信息共享不足。

　　針對六大結構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資本市場發展，大力發展股權融資；

第二，深化金融機構改革，構建差異化的發展格局；

第三，深化資金供需改革，完善促進期限匹配、鼓勵長期投資的制度安排；

第四，深化金融風險的分類處置機制安排，健全責任落實和保障；

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第六，深化金融體系在國際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發展進程中的適應能力，提升我國金融體系的整體競爭力。

　　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是中國特色金融體系“壓艙石”

　　推動建設更加成熟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之路的“壓艙石”。

　　一是要完善貨幣政策治理體系。作為新興及轉軌經濟體，處置金融風險以及滿足經濟發展對資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對我國貨幣政策形成倒逼。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易松難緊、宏觀杠桿易升難降，需要從決策機制、目標設置、政策傳導、工具體系等方面對貨幣政策治理體系進行改進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決策執行機制，依法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其次，應將幣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目標體系的最終目標，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逐步將就業目標納入貨幣政策體系，關注資產價格變化；

再次，應進一步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最后，應強化溝通和協調機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貨幣政策的可預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監管協調。隨著金融機構服務體系、產品體系、組織體系日益復雜，金融市場關聯性不斷強化，跨業態、跨區域、跨境金融活動日益增多，金融監管中不協調、不適應、難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新技術的發展，不僅帶來金融創新的契機，同時也給金融監管帶來新的要求和挑戰。而加強金融監管協調，需要強化和發揮好中央銀行的牽頭作用。

　　三是要建立現代的金融基礎設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務體系。暢通的貨幣政策傳導，要求傳導鏈條的各個節點都能夠協同發力，通過有效運轉的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把流動性層層傳導到實體經濟。相對落后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央行金融服務體系會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央行宏觀調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現代金融基礎設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務體系，是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

　　四是要維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持續健康。運轉良好的中央銀行制度需要處理好央行與財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有必要建立適應央行履職需要的獨立財務預算管理制度，將保持央行資產負債表持續健康擺在基礎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貨幣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