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曾剛 王偉

　　從銀行自身角度，中小銀行應該主動迎接利率市場化挑戰，積極轉變經營理念，提升資產負債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動負債成本下行。

　　為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中國人民銀行在2019年啟動了LPR報價機制的改革，并積極推動銀行增量貸款、存量貸款與LPR進行掛鉤，貸款利率市場化顯著加速。

　　截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已基本并軌至LPR定價機制，并在過去半年內穩步下行，2020年4月20日，最新一期LPR報價為3.85%，較LPR改革啟動時已下降了50基點，顯著降低了中小微、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

　　但是，與此同時，商業銀行存款定價機制并未調整，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資產負債管理能力、經營理念和監管因素等方面的制約，以及理財產品競爭的影響，導致部分銀行對負債（存款）的定價仍處于較高水平，并未隨市場整體資金面變化而下行。

　　資產端收益持續下行的同時，負債成本居高不下，這種不對稱的利率變動，一方面會導致部分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面臨更大的資產收益和負債成本錯配風險，利差加速收窄；另一方面，也助長了部分企業利用存貸款利率市場化不同步的落差，低成本借入貸款，同時將資金存入銀行或購買理財產品進行空轉套利，削弱宏觀調控政策效力的同時，也擾亂了金融市場秩序。正因為此，近期市場上有關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和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呼聲不絕于耳。

　　資產端收益率下降，負債成本卻無法有效下降

　　在貸款利率并軌疊加疫情沖擊背景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收益的錯配被進一步放大。

　　一方面，資產端收益率下降，這主要是由于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宏觀調控降低整體資產收益率。去年以來，人民銀行先后調降中期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等多種政策利率，帶動了金融市場利率與LPR利率的持續下行。今年，為應對疫情沖擊，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逆周期宏觀政策力度顯著增強。考慮到復工復產所面臨的復雜形勢，預計LPR在2020年內還有25-50基點的下降空間。在政策引導下，銀行資產端收益率顯著下行。

　　二是疫情對銀行利息收入帶來不利影響。為支持受疫情影響企業，商業銀行普遍在貸款展期和續貸、貸款利率下調、利息減免等方面出臺優惠政策，這會削弱銀行的利差基礎。此外，央行疫情專項信貸支持也對商業銀行信貸資產收益率有一定下拉效應。大部分股份制銀行和中小銀行并未獲得再貸款額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些銀行的收益產生影響，進一步拉低其資產收益率。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負債成本卻無法有效下降。這里面原因很多。

　　一是部分銀行經營理念落后。在資金已經相對過剩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存款立行”的思路，不計成本擴大存款來源。

　　二是來自結構化存款和理財產品的競爭。由于資管新規延期，理財剛兌尚未實質性打破，理財利率仍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銀行負債成本的上限。盡管過去一年來LPR利率在持續下行，但結構性存款和理財等產品的收益率卻沒有明顯的下行。出于對存款分流的擔心，銀行不敢貿然調低存款利率水平，這也制約了商業銀行負債成本的下降。

　　三是監管強化的影響。2018年開始，央行已經在MPA考核中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占比”指標，并要求同業負債不超過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同業業務受限帶來的流動性壓力增加了部分中小銀行的攬儲負擔，也制約了其負債成本的降低。

　　中小銀行面臨的挑戰更大

　　盡管不對稱降息會給所有銀行帶來挑戰，但由于不同類型的銀行在資產、負債結構和管理能力上存在較大差異，受影響程度還是有很大不同。總體上看，中小銀行面臨的挑戰更大。

　　從資產負債結構特征來看，中小銀行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為主，資產、負債的市場化程度都較高，但負債穩定性較差，受監管約束較大，容易成為資金套利的對象；一類以農村金融機構為主，資產、負債結構較為單一，存款在負債中占主導地位，成本偏高，影響經營效率。

　　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在差異化滿足企業和個人金融需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因自身定位限制，其資產負債結構也呈現一定脆弱性，在前期金融去杠桿和近期疫情沖擊中，表現更加明顯。

　　一是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負債穩定性先天不足。在儲蓄存款理財化的背景下，企業存款特別是企業結算賬戶帶來的存款將是各家銀行競爭的主要對象。但在開立基本結算賬戶方面，大型國有銀行擁有大量縣級、鄉鎮營業網點，能獲得穩定的結算戶，農商行也可憑借區域優勢保證一定結算戶存款增長。股份銀行與城商行相對則較為被動，基本戶底子薄，存款市場化程度高，競爭壓力較大。

　　二是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流動性管理難度較大、成本較高。流動性管理從短期來看是對當期流動性缺口的管理，從中長期來看是期限錯配和流動性成本問題。股份制和城商行由于市場參與程度較高，各種業務發展較快，流動性缺口一直處在較為緊張的狀態中，這也導致其不得不犧牲長期的流動性成本來滿足短期的流動性缺口。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資產負債期限錯配比和流動性成本一直處在較高水平上。

　　三是市場定位決定了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負債成本較高。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主要經營地在大中城市，市場競爭充分，客戶對存款利率非常敏感，難以實施價格分層、價格歧視等存款定價策略，價格競爭不可避免，增加存款，提高付息成本成為必然選擇。

　　與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不同，農村商業銀行的主要問題在于負債結構不合理，并對盈利能力產生了不利影響。

　　一是農商行負債結構單一，成本過高。農村銀行機構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吸收存款，其中儲蓄存款占總存款的比例達到80%以上，且以高成本的定期存款為主。同業負債、同業存單、金融債等主動負債發展嚴重不足，降低負債成本的空間和手段有限。

　　二是農商行缺乏資產負債管理理念和能力。部分農商行資產負債管理仍停留在監管要求層面，以規模和比例管理為主，缺乏精細化管理的經驗和思路。有些農商行有資產負債管理的意識，但受限于自身科技及系統的不足，無法將這種管理意識通過系統“數據化”地具體呈現，依然存在各部門“各自為戰”的狀況。部分農商行近年來開始逐步建設資產負債管理體系，上線定價系統，但由于體系、系統不完善，專業人才欠缺，仍然較多地采取緊盯大行的戰略，隨行就市，缺乏系統性的考慮。

　　三是農商行存款定價能力薄弱。多數農商行出于穩定存款和增加存款的目的，將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頂，沒有實施差異化定價，反映出存款定價的成本和財務約束意識明顯不足。

　　政策措施應優化，銀行經營理念需轉變

　　從理論上來看，利率的不對稱下行，如果在可接受范圍之內，可以被視為銀行向實體的讓利，有助于金融與實體的良性循環。但從實際來看，利率不對稱調整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資金空轉的卷土重來，不但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反而會削弱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長期穩健運行的基礎。因此，有必要對利率不對稱下行的影響進行密切關注，并根據實際的需要，優化現有的政策措施。

　　一是可以考慮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部分中小銀行定期存款占比不斷上升，息差收窄壓力加大，而且缺乏足夠的手段進行負債結構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存款基準利率的調整對降低負債成本至關重要。而且，負債端成本的降低，也可以為資產端利率進一步下行提供更大的空間。

　　二是規范存款與理財市場。加大對存款自律機制執行的監管力度，強化對信貸資金流向的監控，適度加大對資金套利行為的處罰力度，推動理財產品和結構化存款產品的規范，使其定價相對存款趨于合理。暢通從資產端利率到負債端利率的市場化傳導路徑，逐步提高存款利率市場化程度。

　　三是適度放松監管指標考核，加大對中小銀行的低成本資金支持。為增強疫情后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有必要采取逆周期監管思路，階段性地放松監管要求，如資本充足率要求、撥備覆蓋率以及部分流動性監管指標等，以降低監管成本，提升中小銀行的信貸能力和信貸意愿。在經濟恢復正常時，再逐步取消這些階段性政策傾斜。此外，可以參照給國有大行的政策，給予中小銀行更多低成本、中長期的資金支持，幫助它們降低負債成本和流動性風險。

　　從銀行自身角度，中小銀行應該主動迎接利率市場化挑戰，積極轉變經營理念，提升資產負債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動負債成本下行。

　　一是重視核心存款管理。核心存款決定了銀行生存與長期發展，需要作為基礎性的負債業務來強調。商業銀行在制定資產負債策略時，需要繼續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鞏固低成本資金來源。在方式上，可聚焦服務場景，通過深入客戶經濟活動掌握其資金運營規律，建立全產品、全過程、全鏈條的營銷服務機制，為客戶提供一攬子服務，爭取到更多客戶的基本戶、主賬戶。積極利用信用和賬戶優勢所形成的匯兌、支付、結算以及托管、監管、專戶所積累的沉淀和冗余資金，形成優質的核心負債。此外，還可針對不同客戶特征建立差異化負債價格營銷策略。其中，對于結算類、資產類客戶的存款價格，通常商業銀行有較大的話語權，可根據貢獻度與客戶協商，盡量爭取到更有利的負債成本；對于招標類的存款，通常競爭對手較多，這類存款的定價需要根據市場形勢確定。

　　二是適當拓展主動負債。商業銀行的主動負債包括同業融入、同業存單、央行定向借款、發行債券、結構性存款、協議存款等，通過主動負債，銀行可以提高商業銀行負債的穩定性和多元化。由于主動負債在功能和資金性質方面差異較大，應根據不同負債的定位實施差異化管理，以低成本負債替代高成本負債，通過負債成本的有效控制提高利潤空間。其中，同業業務應回歸本源，同業負債融入的資金應主要用于同業資產。央行借款則主要用于總行司庫流動性需求。在協議存款、結構性存款等高成本負債業務中，銀行難以獲得收益，開辦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客戶關系，以拓展一般性資金及其他業務。此外，搭建基于互聯網思維的負債模式，打造直銷銀行、手機銀行的投融資平臺，利用金融科技增加主動負債來源的穩定性。

　　本文首發于21世紀經濟報道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