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濤　

　　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開會議（以下簡稱“3.27”會議）指出，為應對境外疫情加速擴散蔓延態勢，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其中，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包括：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落實好各項減稅降費政策，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費等。

　　市場上有人將“3.27”會議精神直接等同于財政刺激加碼，擴大基建投資。然而，姑且不說擴大基建投資的錢從哪里來？誰來投資？刺激作用有多大？僅就解決當前最大的民生——就業問題而言，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

　　疫情全球加速蔓延令我國“穩就業”任務更加艱巨

　　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世界經濟衰退產生的總需求沖擊，表現為外貿出口大幅滑坡、農民工大量返鄉。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從供需兩端對我國經濟運行形成沖擊。盡管境內已取得阻斷本土疫情傳播的階段性勝利，但疫情海外擴散的回溢效應仍將制約國內復工復產進程，并將影響我國的國際市場需求和金融環境。顯然，反映到勞動力市場上，將會加大我國就業壓力。

　　據最新統計，今年2月份，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2%，同比上升0.9個百分點，是該項數據發布以來的新高；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25~59歲就業人員調查失業率為5.6%，各上升了0.7個百分點；平均工作時間為每周40.2個小時，減少10.5%。

　　這還只是反映了上半場內防疫情傳播，限制人員流動和生產商務活動造成的沖擊。相信，進入下半場，前述情況雖會有所好轉，但低于正常年景的情形還會持續，直至海外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上半場，我國主要是服務業就業受影響較大，下半場制造業就業也會因海外訂單取消受到打擊。近期國內股市波動加劇，除海外市場震蕩引起的共振外，或與市場對第二波沖擊的風險重新定價有關。

　　人在經濟活動中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連接著供需兩端。3月20日，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穩就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指出，就業事關基本民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穩就業任務十分艱巨繁重。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將穩就業放在做好“六穩”工作首位，更大力度實施就業優先政策。

　　上次危機應對顯示擴大投資可能抑制就業創造能力

　　有一種失業叫做“結構性失業”，它是指經濟產業的每次變動都要求勞動力供應能迅速適應變動，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特征卻與社會對勞動力需求不吻合，由此而導致的失業。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

　　2013年以來，我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主要是因為持之以恒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從投資、外需和制造業拉動轉向消費和服務業驅動。到2018年底，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就業占比分別為26.1%、27.6%和46.3%，分別較2008年底下降13.5個百分點、上升0.4和13.1個百分點。可見，過去十年，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主要是通過第三產業消化吸收的。

　　從2008年危機應對的經驗看，以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可能會抑制服務業的就業創造能力，產生結構性失業的矛盾。

　　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推出了兩年“四萬億投資”的一攬子計劃，并要求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增長30.4%，為1995年以來最高增幅，2010年繼續增長24.5%。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回升，就業狀況有所改善。

　　但是，投資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延緩了產業升級步伐。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由2007年的高點47.3%降至2010年的39.0%，直到2014年才恢復到49.9%，高于危機前的水平。受此影響，2008年至2010年，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僅上升了2.2個百分點；2011年至2014年，占比上升6.0個百分點。2009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就業1135萬人；2011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新增就業1312萬人。

　　如果這次疫情應對依然以基建投資為抓手，可能令我國產業結構有所退化，這不利于解決企業生存、勞動就業普遍飽受疫情沖擊的問題。那么，前述結構性失業問題就會進一步凸顯。

　　將有限的財政資源用在刀刃上是穩就業的關鍵

　　目前，各國采取了一攬子的疫情應對政策。除了采取越來越嚴厲的社會隔離的衛生政策防控疫情擴散外，還采取了財政貨幣政策措施提振經濟。其中，貨幣政策主要是緩解市場流動性風險，避免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掉入股價下跌—流動性危機的緊縮螺旋；財政政策才是緩解現金流問題，讓企業在短暫停擺后能夠活下來的關鍵。

　　將前述政策稱之為刺激措施恐有失嚴謹，倒是稱作經濟對沖政策，以降低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或許更為恰當。一旦企業能夠度過這個停擺期，生產經營活動就可能迅速重啟，就業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從美國3月底通過的2萬億美元財政應對計劃看，除給醫療機構提供1117億，為國家戰略藥品和醫療用品儲備提供160億美元資金外，其他支出基本都是給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家庭、企業和行業紓困。

　　日前，國辦下發了《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從更好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引導農民工安全有序轉移就業、拓寬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加強困難人員兜底保障和完善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等方面做了安排部署，并強調要壓實就業工作責任，加大就業補助資金和穩崗補貼投入力度，在確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穩就業各項工作。“3.27”會議還特別指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制定專項支持政策，幫助湖北解決財政、融資、供應鏈等實際困難，支持湖北做好援企、穩崗、促就業、保民生等工作。

　　各方對于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專項債發行、減稅降費等有基本共識，但對于財政的錢該怎么花分歧卻很大。擴大有效投資自然是穩增長、保就業的一部分，但應該占多大比重卻是大有文章。將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理解為擴張投資的政策，很可能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市場解讀。

　　實際上，近期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境內外疫情形勢發展召開了很多會議、下發了很多文件，每個會議或文件的主題不盡相同，研究部署的工作各有側重。為更好把握政策全貌，宜將這一系列會議和文件結合起來看，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