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建軍

　　新冠疫情防控好轉并非意味經濟走出陰霾；

　　復工復產和需求回暖效果仍需時日，外需壓力更顯突出；

　　宏觀政策需要“救助+刺激”分層策略。

　　一季度數據全面下滑告訴我們什么？

　　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短期經濟增長主要是有效需求決定的，長期潛在產出則是勞動、資本和技術等供給要素決定的。這一次經濟沖擊最大的不同是，疫情影響之下供需兩側瞬時受到沖擊，并產生了回彈式的相互作用。

　　我們無法判斷這種沖擊是從哪一端開始的，但社會經濟生活互聯互通的生產和消費網絡暫時中斷，導致供需兩側經濟數據大幅下滑。

　　→ 需求端：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4.5%，貨物出口同比下降15.9%；

　　→ 供給端：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13.0%；

　　經濟的全面萎縮，也影響了企業收入和就業。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38.3%，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2%。

　　生產萎縮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企業生產時間的大幅壓縮，復工復產被疫情所制約，導致開工不足和銷售收入下降；二是剛性成本和各項費用的支出并沒有減少，擠壓了企業利潤。

　　需求萎縮的原因也有兩點：一是居民主動減少了非生活必需類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導致最終需求不足，這在汽車和石油類消費均大幅下滑30%、餐飲和住宿消費紛紛下滑40%以上中可見一斑。二是同樣基于開工延遲的原因，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下滑，其中，制造業投資下降31.5%，基礎設施投資下降30.3%，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6.3%。考慮到三者占到了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5%，投資需求下降是非常大的。

　　以上是1季度統計局公布的所有宏觀經濟數據的一個觀察和分析，這為我們今后研判經濟趨勢提供了一個框架：

　　①供需“雙殺”意味著必須同時關注兩端數據；

　　②復工復產的情況，直接拉動生產和固定資產投資；

　　③消費支出何時回暖，直接決定復工的效率和后續生產恢復的持續性。

　　1季度最后出爐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數據，給我們這種觀察提供了部分的證據。

　　國家統計局在3月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綜合PMI產出指數為53.0%，比上月回升24.1個百分點。

　　綜合PMI產出指數

　　PMI指數是國際上通用的監測宏觀經濟走勢的先行性指數之一，具有較強的預測、預警作用，它在3月份出現一個大V反轉，除了2月份的低基數以外，最核心的就是“加速復工”論。根據統計局的解釋，當前大中型企業復工率為96.6%，較2月調查結果上升17.7個百分點。這說明，復工復產的確是經濟恢復的重要支撐要素之一。

　　但是PMI指數的大反轉是否可持續還需要觀察，一般認為只有當PMI連續三個月以上同向變化時，才能反映經濟運行的趨勢性變化。所以，我們必須回到供需兩側全方位數據的持續跟蹤之中，觀察復工復產和消費回暖的真實情況。

　　經濟復蘇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

　　2月初的時候，市場對新冠疫情對經濟沖擊的看法是偏于樂觀的。主要是來自于對“非典”給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的橫向比較。2003年2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從1季度的11.1%下降到了9.1%，但3季度增長率恢復到了10%，2003年全年GDP的增長率高達10%，高于2002年的9.1%。但目前看，市場的一致看法則偏于悲觀，不僅預測一季度經濟會負增長，而且經濟很難出現V型反轉，這和非典時的情況不太一樣：

　　一個是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的經濟結構已更多地由內需拉動，服務業不斷擴張，對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的依賴程度下降。2003年，第一、二、三產業占GDP的比例分別是12.4%、45.6%、42.0%；2019年，這三個比例分別是7.1%、39.0%、53.9%，第三產業占比增加近12%。需求結構同樣反映了這種變化：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約占GDP的55%，2019年這一比例不到40%，而消費占比上升到60%。

　　產業投資規模大、響應速度快，因此很容易重啟，但消費和服務業聚集效應差，而且還受到收入預期、通脹水平等多維度因素影響，對政策也不太敏感，不容易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因此重啟相對慢，反而不利于經濟的復蘇。

　　二是全球疫情發展并不同步，外溢性影響被放大。和“非典”時期不同，當時中國剛剛加入WTO，也沒有發生全球性的疫情問題，全球化的紅利不斷釋放。當前國際環境趨緊，特別是雖然中國在疫情控制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全球疫情沒有出現顯著的改善，世界經濟和貿易可能出現中斷。2019年中國的外貿總額占GDP的比重超過30%，考慮到外貿訂單和生產之間還存在2-3個月的時滯，外需的沖擊影響必然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沖擊已然出現，比如3月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分別只有46.4和38.6，離榮枯線指數50的差距還比較大，說明出口前景并不樂觀。

　　三是生產和投資被需求所抑制。消費和服務業恢復的時滯較長，以及外需的沖擊，意味著企業訂單增長不會很快。同時，部分國內工業生產和出口制造行業依賴歐美進口零部件（比如汽車、電子產品，醫藥、化工），可能出現即使國內有需求也無法制造的情況。企業極有可能面臨復工率高、但復產艱難的情況，3月中旬，國家電網日均發電量同比下降2.9%，表明產能利用率還沒有完全恢復。

　　宏觀政策需要分層設計

　　目前國內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并未完全解除，海外的情況仍然比較嚴峻，供需兩端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不過，相較于全球疫情對國內經濟造成的被動影響，當前國內疫情已經基本控制住，因此穩住國內經濟，把被疫情打斷了的產業循環和經濟秩序恢復起來，并保持一個適度的正增長，應是題中之意。

　　3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3月3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都針對當前的新情況做出了政策部署。

　　我們認為，應該從復工復產和刺激消費回暖的框架來思考宏觀政策，從“救助+刺激”兩個層次做好政策安排。

　　一方面，復工復產的前提是保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生存。當前很多企業陷入困境，并不是因為管理不善，或者產品沒有銷路，而完全是疫情沖擊所致。如果企業倒閉，新企業的資本投資、融資、生產銷售再加上雇傭工人將需要很長時間，這肯定會延長復蘇的時間。相反，如果這些企業能夠安然度過危機，就能迅速恢復生產能力，從供應商那里采購產品，向客戶銷售產品，增加居民收入滿足最終需求，形成經濟增長的正向反饋。

　　保住企業的根本是解決運營資金來源問題。從國際上看，現在美國、歐洲出臺的很多補貼計劃力度很大，我們也需要在這方面下大功夫，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避免大面積的企業破產，把短期的沖擊變成中長期的經濟難題。

　　另一方面，要加強有效需求管理，刺激經濟增長。在疫情警報沒有完全解除之前，企業在利潤下降、居民在收入不穩的預期下，投資和消費需求都不可能大幅增加。這時候就有必要用凱恩斯主義政策，增加公共需求。

　　其實，即使不考慮疫情因素，今年消費和出口的增幅壓力也非常大。2019年，按美元計我國進出口總值下降1.0%，出口增長0.5%。2016-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10.4%、10.2%，9.0%和8.0%，增速逐年回落。所以，擴大有效內需以穩定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本身就需要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情況下，民間投資會更加謹慎，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也受限，擴大政府有效投資是當前最現實可行的選擇。

　　財政政策當然不是萬能的，也不能無限使用，特別是我們之前加杠桿的后遺癥還沒有徹底擺脫。但是短期刺激是必要的，財政政策的作用更像是一個政策橋梁，待經濟具有自我恢復的能力，則自動停止，因此平衡考慮經濟的短期危機和長期增長質量問題需要在財政政策設計上考慮一個自動閥門的機制。

　　貨幣政策在現階段的主要作用是保證市場流動性穩定和貸款特別是短期貸款的可得性，要加快貸款發放的速度。不管是銀行的商業貸款，還是財政擔保的救助式貸款（通過特別國債和銀行配合實現），都要保證貸款到位的效率，防范金融市場順周期擴大信用緊縮引發債務違約和企業重組，防范短期的流動性困難變成債務危機。

　　貨幣政策還要做好前瞻性的指引，隨時準備在公開市場上進行資產購買，開放貼現窗口提供直接的流動性支持，給予市場較為寬松的金融條件預期，引導市場主體在投資和消費支出上不會順周期下降。

　　最后，降息政策可能不是優先的選項。降低利率在應對當前支出下降的問題上效果有限，且需要政策傳導的時間較長，因此可作為備選政策。此外，當前全球金融市場仍不穩定、美元流動性還比較緊張，保持一定的息差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減少跨境資本異常流動的沖擊。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金融學博士后。現任中國商務出版社融媒體中心主任；中商智庫秘書長、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