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陳文

　　近期，各地政府紛紛積極紓困中小微企業，相關舉措主要圍繞減輕中小微企業負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穩定員工就業、保障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等四大方面，兼顧實體經濟和民生需求。

　　本文從分析近期密集出臺的各地政策集中體現的“四大亮點”出發，探究其背后體現出的央地政策協調問題，以及以北京和成都兩地為例，分別闡述“保增長”“穩就業”之外，本輪支持政策中“調結構”的應有之意。

　　各地政策的“四大亮點”

　　整體而言，盡管這場中小微保衛戰開啟得比較倉促，但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出臺的相關政策極具現實針對性，在幫扶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方面已經起到了實際作用?；诟鞯卣邔Ρ龋P者認為地方政府的幫扶政策有“四大亮點”值得肯定：

　　一是把握好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例如在租金減免方面，大多地方政府強調國有企業的擔當，國企對于承租其房產的小微企業免收1-2個月房租；但對于出租經營用房的非國企，則是鼓勵減免，地方政府給與補貼，并非行政命令。又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明確要求全市預算單位提高面向中小微企業采購的金額和比例。這些都是地方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則的基礎上幫扶中小微企業的積極舉措。

　　二是幫扶對象兼顧普適性以及重點性。疫情之下，中小微企業普遍遭遇沖擊，需要政策統一支持，但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必須在普適性的同時強調幫扶對象的重點性。重點幫扶對象包括三大塊：第一是受到疫情影響沖擊很大的中小微企業，例如文化旅游企業、餐飲住宿行業、出租行業等；第二是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例如口罩廠等；第三是保障疫情期間民生需求的中小微企業，例如批發市場、菜店（生鮮超市）、便利店等。

　　三是金融政策被寄予厚望，強調發揮地方力量。各地政府對于金融機構大多都提出了“增信貸”、“降息費”、“提無還本續貸占比”等量化要求，并就疫情期間中小微企業逾期管理、疫情貸款損失分擔方式探討了創新型的解決方案。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相比較已經完全納入條線管理的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地方法人銀行以及“7+4”范圍內的地方金融機構更容易被協調和調動，因此在金融政策支持中，地方金融的力量更為突出。

　　四是防疫和生產兩不誤，穩定就業民生。本次疫情發生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點，地方政府的保增長和保就業壓力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大多強調防疫和生產兩不誤，明確對于安全復工復產企業防疫體系建設給予補助，穩定物流通道以確保重點行業的貿易往來，并對于擴大產能和產出增長突出的企業給予貨幣獎勵。而就業就是最大的民生，地方政府通過降低社保費用、給予補助等降低企業用人成本，從而激勵中小微企業“不裁員”或者“少裁員”；后續，筆者相信會有更多地方政府在創新就業方式做出嘗試。

　　央地協調需要強化，全面減稅勢在必行

　　在肯定地方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全面降低企業負擔保增長和穩就業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客觀認識到當下地方政府的騰挪空間比較有限，大量的政策工具都已經集中在中央層面上。

　　打好區域經濟體內的中小微企業保衛戰，地方政府應當充當排頭兵，但必須有中央政府和相關部委的強力支持。我們也看到近期諸如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相關部委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后續我們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做好央地政策的協調，使得地方政策支持既有針對性又有力度。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小微企業負擔減免方面。國稅、地稅合并后，地方政府基本失去對于稅收的話語權，因此我們看到的各地政策多是在降低費用或是財政補貼，減免的主要是企業社保費用、企業行政事業性收費等。

　　鑒于當下疫情對于中小微企業的影響是全國范圍內的，針對中小微企業以及中小微企業從業人員在當下的階段性減稅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從而有效降低中小微企業的生產和用人成本，實現保增長和保就業的目的。

　　北京和成都出臺的政策，值得特別關注

　　大多數地方政府在本次中小微幫扶政策中更多體現了“保增長”和“穩就業”的目的。北京和成都兩地在上述兩個目的之外，還增加了“調結構”的目的，試圖將疫情防控與數字經濟建設有機結合在一起：

　　就北京而言，從2019年2月份以來，一直強調對于科創、民營、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并提出了“1+8”的全面服務體系。在本次疫情幫扶政策中，北京明確對于推動北京經濟轉型具有戰略價值的高精尖產業的中小微企業要重點支持，對符合條件的中關村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給予貸款貼息以及債券、融資租賃費用補貼。

　　此外，北京也以防控疫情為契機加強中小微企業數字化建設，補貼企業采購遠程辦公、視頻會議、法律咨詢、在線檢測、網絡銷售等服務產品，建設基于區塊鏈的供應鏈債權債務平臺等。本次疫情結束后，北京地區中小微企業數字化程度預期將大幅度提升。

　　就成都而言，以疫情防控為契機，在試圖同時做好兩件具有戰略性價值的大事：一是提高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城市方面，明確加強建設智慧城市治理和應急體系，加強物聯網、工業互聯網、5G網絡、云計算平臺、城市智控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布局；鄉村方面，加強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投入力度。二是培育新經濟業態和消費新熱點，打造經濟新增長點，重點放在互聯網醫療、智慧康養、遠程辦公、虛擬社交、網絡游戲、在線教育等業態。

　　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而本次疫情完全可能成為我國數字經濟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契機，各地對于機遇的把握不同很可能會帶來各地數字經濟發展在2020年的重新洗牌。盡管疫情無情，但在各地“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為下，我們對于中國經濟2020的高質量發展，充滿信心。

　　本文原發于新京報。

　　(本文作者介紹：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助理教授，百舸新金融智庫創始人，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產業金融研究基地副秘書長。微信公共號：大文點金（ID: mybig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