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濤
增長保“6”是人為制造的又一個心理關口。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12月6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0年經濟工作。這是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的相關會議,這次會議通常會給下一年的經濟工作定調。通過解讀會議公告,我們可以初步了解2020年的經濟政策取向。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任務依然突出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客觀存在。早在10月14日召開的部分省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就明確指出,今年以來,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內經濟也面臨多重挑戰和困難,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18字方針中,前15個字是2016年底以來的一貫說法,而“保穩定”則是最新提法。
明年中國經濟有可能穩中趨降。一方面,由于國內促進經濟內生增長的新舊動能尚在切換過程中,投資和消費需求總體疲弱,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慣性下探。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企穩甚至回暖,全球貨幣政策重回寬松,外部環境總體有利,加之國內“穩增長”的政策疊加效應,支持中國經濟企穩的動能也在逐步積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6.1%,2020年為5.7%-5.9%。市場機構預測明年中國經濟增長6%左右,大部分機構預測略低于6%。即便如此,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增量對全球貢獻仍將名列前茅。
穩增長不等于經濟增速要保“6”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在9月中旬李克強總理接受俄羅斯塔斯社書面采訪時曾被問及:“最近幾年有觀察家看到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您是否將此視為對提升國民生活水平的威脅?GDP增速下降過程中是否有任何‘紅線’?中國是否會在這種復雜的局勢下調整社會經濟發展計劃?”
當時,總理就此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回答:一是在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背景下,在較高的基數上,中國經濟還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十分不易,這一速度仍然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二是雖然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減,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并特別指出穩增長主要是為保就業,只要就業比較充分,收入持續增加,環境質量不斷改善,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三是中國經濟發展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中國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各種風險挑戰,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前述答復中,前后兩個都不新鮮,而中間這個則是新的提法。理論上講,充分就業時對應的產出就是潛在產出,只有當實際產出(或增長)低于潛在產出(或增長)時,才是出現了經濟衰退或停滯。顯然,中國政府認為,盡管當前經濟下行,但實際增長接近潛在增長,因此,政策上不必過度反應。這才可以理解,易綱行長為何有了對穩健貨幣政策的最新闡釋:“保持貨幣條件要與潛在產出和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可見,中國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認識已經與時俱進,而許多市場人士還停留在過去。
增長保“6”是人為制造的又一個心理關口。8月份之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多次逼近7比1的整數關口。每次在關口前總會引起守“7”還是破“7”的激烈爭論,保“7”派一度將破“7”視為洪水猛獸。8月初,人民幣匯率應聲破“7”,但市場預期穩定、外匯供求平衡,事實證明“7”就只是一個心理關口。相信,經濟增長比6.0%高點或低點也無本質差別。1998年以來,我們一度全力保“8”,但2012年“8”破了,接著2015年“7”也破了,但破了也就破了。
誠然,潛在產出(或增長)都是理論的概念,容易定性卻難以定量。關于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的測算結果大相徑庭,但基本趨勢是逐漸下行,這是全社會必須認清和接受的客觀事實。如果不顧客觀事實搞強刺激,則遲早要被規律所懲罰。這方面的教訓屢見不鮮,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應對經貿摩擦的強刺激導致日本經濟至今仍陷入長期停滯;2008年中國應對全球金融海嘯的強刺激導致中國經濟迄今仍處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明年要守的“紅線”,除“穩就業”外還有“穩金融”。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2020年要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其中防范重大風險就是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11月28日,國務院金融委研究部署,下一步要調整優化思路和舉措,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注重在改革發展中化解風險,完善防范、化解和處置風險的長效機制,保持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維護經濟社會大局穩定。而就“穩金融”而言,名義變量可能比實際變量更重要。例如“穩杠桿”,穩的是名義債務余額相對于名義GDP的比率。我們倒是更加相信,基于科學嚴謹的情景分析、壓力測試,得出的名義經濟增長的底線值。即便它可能是“6”,但此“6”非彼“6”。
穩增長要依靠改革與調整而非刺激
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在闡釋經濟工作總方針時,“穩增長”后面緊跟著就是“促改革”和“調結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堅持用辯證思維看待形勢發展變化,增強必勝信心,善于把外部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強大動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要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推動農業、制造業、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提升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今年,在全球貿易局勢緊張、經濟同步放緩的背景下,中國外貿部門保持平穩運行,有兩點重要啟示:一要相信市場。當各方還在糾結貿易協定能否達成之時,中國企業早已開始著手進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調整。因為企業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協定能否達成,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市場依賴和貿易順差都是大勢所趨。
二要相信規律。外貿平衡取決于國內儲蓄投資關系,而非貿易摩擦。在儲蓄投資缺口給定的情況下,必然是中國不能對美出口,就一定會對非美增加出口。故在市場普遍看空的情況下,筆者較早就做出了2019年中國外貿順差有可能不跌反升、經常項目繼續順差的判斷。
其實,當市場還在聚焦經濟政策的刺激力度時,國內許多改革與調控、短期與長期相結合的政策措施正在不斷推出,如: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頒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擬定完善市場主體退出機制改革方案,直擊多年來市場主體退出遇到的痛點難點問題;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促進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修訂外商投資企業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頒布新的外商投資法,宣布金融服務業開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改善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推動自貿區自貿港改革創新,推進制度型對外開放,……。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運用好逆周期調節工具。如前所述,穩健貨幣政策的新內涵是保持貨幣條件與潛在產出相匹配。這意味著,隨著潛在經濟增長下行,中國貨幣信貸增速下行將是“新常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將是托底而非推高。預計明年貨幣政策將慎用降準降息的總量工具,而更多側重于創設和完善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通過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雙支柱的金融宏觀調控制度體系。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平穩運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防范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關于三大攻堅戰,根據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脫貧攻堅目標要如期完成,而污染防治是實現階段性目標,防范重大風險主要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后二者根據穩增長、保穩定的需要,政策力度和節奏將會有所調整。
當然,改革調整通常都是長期、漸進的,短期效果有限,與市場習慣了的高增長、賺快錢容易形成預期差。而且,改革與刺激各有利弊,沒有無痛的政策選擇。對此,政府一方面要保持政策定力,不為輿論所左右,主動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另一方面要加強風險監測,擬定應急預案,防患未然、有備無患。
(本文作者介紹: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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