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鄧宇 趙建
理解中國銀行業的轉型路徑并不困難。早期的轉型正是從剝離不良資產開始的,隨后開啟了密集上市和擴張的時代,銀行業突飛猛進,累計達到了上千家法人銀行機構,涵蓋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民營銀行、互聯網銀行等等,銀行業的創新并不滯后,相反,可能更加超前和激進。
轉型的驅動到底是源于競爭壓力和外部環境的倒逼,抑或是內部管理引發的組織危機,或者兼而有之,區分銀行業變革的真實動因比轉型更為重要。
圖表1:2018年銀行業不良處置情況梳理
在內外形勢變化的大背景下,銀行業的監管更加嚴厲,激進擴張帶來的風險積累也更加嚴峻,轉型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銀行業的分化也日益突出。2018年銀行業加快了不良處置的步伐,不良承壓風險仍未完全排除,不斷出現的企業債務違約、信用風險和“踩雷”事件,銀行業風險管理面臨不小的挑戰。在判斷銀行業的轉型與變革時,我們還應厘清幾個關鍵問題,如變革的最佳時機、轉型的可行性以及銀行業的發展動力。如果,我們被互聯網公司和媒體輿論左右了判斷,那么就無法真正看清銀行業轉型的方向,或許還會誤判形勢,誤入歧途,最終錯失良機。
銀行業變革與轉型是否到了最佳時機?
變革的呼吁十分重要,但變革的環境更加復雜。銀行業轉型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金融科技甚囂塵上,互聯網公司、互聯網金融紛紛踏足傳統的銀行業,一時間掀起了激烈的爭議,一方是對傳統的銀行業大家撻伐,警示銀行業因循守舊的做派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甚至將會被逐步拋棄;一方則是銀行人自身的憂慮,前有“零售之王”的吶喊和自我批評,后有錦州銀行、包商銀行等“紙也包不住火”的風險問題。從輿論和媒體的話語來分析,似乎銀行業到了不得不變革的關鍵時期,無論是繁榮的業績增長背后的隱憂,還是同業競爭的殘酷,都在告誡我們傳統的銀行業已“大敵當前”。
圖表2:六大國有銀行資產、凈利潤及增速分布
如今,銀行業變革的環境十分復雜,相較于業務的拓展和模式的創新,存量的風險化解以及不良處置更加緊迫。顯然,我們從近兩年的重要會議、講話和監管都指向了存量的風險問題,包括股權確認、流動性監管等等,強監管已從監管風格轉向技術性監管,風險管理相較于業務轉型似乎更為關鍵,確保銀行的風險可控是當務之急,否則將面臨監管處罰、聲譽風險的雙重打擊。轉型的迫切性更多的來自于風險端,而并非業務端。資管新規帶來的正是重塑資產管理業務、打破剛性兌付的“利好”,是促進銀行業變革的積極因素,而經濟下行持續、外部風險預期較高、企業高負債承壓的大環境才是決定銀行業生死存亡的關鍵。
圖表3:2019年1-6月銀行罰單統計(單位:萬元)
變革需要好的時機,盲目的變革并不明智。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擁有276萬億元龐大資產的銀行業就這樣不堪一擊?擁有財富100強企業前四大的銀行業就這樣“羸弱”?顯然不是這樣的,銀行業的發展絕非外界想象的這樣簡單。傳統的行業變革絕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天時地利與人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目前最好的出路,但陣痛期和周期底部的徘徊卻讓許多的行業“如履薄冰”,輕易的變革和轉型都會遭來沉重打擊。2018年至今,銀行業的資本金補充成為第一要務,沒有充足的“彈藥”,變革將變得步履維艱。
圖表4:2013-2018年各銀行充足率情況(%)
內外部環境并非一帆風順,世界經濟深度調整,貨幣寬松預期漸長,“去杠桿”和“貿易戰”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變量。在目前的復雜環境下,推動銀行業變革的時機的確十分微妙,因此從實際轉型來看,幾乎所有銀行都選擇了較為穩健的轉型路徑,如借助金融科技實現業務模式的線上化,構建場景金融、C端市場和消費金融網絡,成本相對更低,風險更好控制。而對于投行業務、信貸等仍以傳統的穩健運營為主,避免激進的轉變。當下的環境,銀行業應采取“收縮型”戰略,將過去極速擴張累積的風險化解,處置不良資產,規范股權治理,才能為變革和轉型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銀行業的變革與轉型是否“輕描淡寫”?
銀行業的轉型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早期的銀行股改上市花費了大量的心力,動用了大量的國家資源,如成立四大資產公司,處置不良貸款,后期借助寬松的金融政策和“入世”的紅利,銀行業實現了騰飛。當然,銀行業自身也一直在謀求轉型,從1.0到2.0,到目前的4.0,金融科技、消費金融等等都是金融業最前沿的領域,并不缺銀行人的身影。從2018年度各大銀行的上市銀行年報來看,不約而同提到了金融科技和理財子公司,并且更加注重貼近用戶,在實踐中也不斷推陳出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零售金融的增長也會遇到瓶頸,尤其是場景金融、理財產品、客戶服務同質化比較嚴重的領域,同業競爭激烈,很容易造成增長的極限。銀行業的變革加快,得益于金融科技力量的強大,技術革命和應用激活了傳統銀行業轉型的動力,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將為轉型成果落地提供技術保障。在轉型的過程中,銀行業內部已形成逐漸分化的趨勢,以招商銀行、平安銀行為代表的股份制銀行巨頭抓住了C端、B端的市場機遇,以建設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則成功抓住了G端市場的優勢,啟動智慧城市建設,迅速打開轉型的局面。
圖表5: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一覽表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零售銀行的主力軍如招商銀行、平安銀行雖然在業內成為了翹楚,引領零售銀行的發展,成為客戶體驗極佳的銀行。然而,在綜合金融的包裹下,這些銀行的高成本運營、公私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舊十分突出,特別是在資管新規出臺后,凈值類產品收益不斷推出,對于以往剛性兌付的客戶而言面臨新的選擇,對于銀行機構更需要去適應監管,調整營銷策略。過去的全員營銷、交叉銷售體系面臨新的制約因素,包括風險適當性、收益凈值化等等,將改變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的模式,而轉型并非“輕描淡寫”。
轉型的難點還在于銀行業本身的體制化,尤其是發展成熟的商業銀行在體制設計上相對完善,機構、層級以及程序錯綜復雜,不僅包括從總部到省市、區縣等一系列層級設置,還有各個部門之間互相掣肘和制約。這種復雜的設計與銀行業本身的屬性有密切關系,通過層級制的設計和部門劃分形成權力制約和監督,同時也為了適應不斷擴張的業務發展需要。因此,銀行的轉型是十分困難的,改變過去的體制和文化需要“大刀闊斧”,而這必然會引發新的風險,尤其是人為干預較嚴重的環境下,輕言變革都是一種“冒險主義”。新的變革久而久之也會帶來新的體制問題,銀行體制內人的因素始終占據了主導地位。
銀行業轉型與變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大企業病”不是什么新鮮事,作為部門林立、體制復雜的銀行更是如此。在早期的銀行機構設定時業務相對單一,以存款儲蓄為主,叫儲蓄所或分理處,后來隨著業務的擴大和市場擴張,銀行的部門增加了信貸、風險、信息等各個部門,后來更加入了投資銀行、同業、國際等,導致銀行成為最龐大、最復雜的企業制度。目前很多人都在討論銀行的轉型,呼吁銀行業與時俱進,改變思維,緊跟上客戶的需求和市場的變化,不可避免存在對銀行的一些“誤解”,強加了大量的主觀色彩。而現實中銀行的一次轉型卻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風險成本和制度成本,而每一次轉型的背后則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
圖表6:部分銀行理財子公司設立情況
銀行雖然是獨立的企業法人,卻是特殊的金融機構。囿于其龐大的體制束縛和監管的約束,銀行業的變革和轉型似乎總是“慢半拍”,這種謹慎的風格是銀行業的常態。當前外界出現的大量金融風險問題都是盲目發展、擴張帶來的,一些銀行采取激進的發展策略,追逐利益而忽視風險,逃避監管,最終造成流動性風險。國外數百年銀行紛紛面臨破產和倒閉的危機,如德意志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危機四伏,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等銀行紛紛裁員、削減部門,都是為了應對危機。國內銀行業同樣面臨不容忽視的風險,如錦州銀行、盛京銀行等遲遲不發布2018年度銀行年報,還有一些中小銀行、農商行等潛伏各種風險和危機,不得不引起重視和警惕,這也成了變革與轉型的最大變數。
圖表7:銀行業敏捷轉型四條路徑
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等等都有各自的發展定位和目標,存貸只是最基礎的業務,而他們的服務對象卻并不一致。例如遍布各大地級市、縣級市的城商行,他們的使命就是支持地方經濟改革發展事業,服務于當地居民群眾生活生產,而一些投資銀行更多是服務于特定客戶群,主打投資銀行業務。這其中有資源分配,也有牌照屬性。過去一段時間。很多銀行采取了冒進的方式,大舉進攻、異地經營、增資擴股,最終卻由于管理跟不上,異地經營風險大,不得不選擇收縮。從目前暴露問題的幾家中小銀行來看,中小銀行的生存空間正在遭遇擠壓,由于初期中小銀行普遍存在模糊的發展戰略和激進的擴張政策,加之寬松的監管環境和貨幣政策,在推進市場和業務發展的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隱患,風險失控、管理不善。
刺破銀行業“因循守舊”的誤讀和誤判
外界對銀行的認知多半是古板、單一和保守,似乎是一群不思進取、躺著賺錢的行業。畢竟每年的財富500強、畢業生就業收入預期最高以及最佳雇主等等,榮譽加身。事實上,銀行的分化和分歧是很嚴重的,行業內具有不同的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既有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招商銀行,也有廣布城鄉的農商銀行,銀行內部的體制和監管存在很大差異,進而影響到變革的重心也是具有差異性的。組織內部,銀行業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既有活潑開放的銀行體制,亦有古板的傳統風格。銀行業的服務的差異性正在形成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加速革新、處于行業前沿的銀行優勢明顯,無論是市值、盈利水平還是風險管控均保持較好的發展前景,而一些治理機制薄弱、風險處置不當、盈利下滑的銀行則顯得非常被動。
圖表8:部分商業銀行“開放銀行”建設現狀
銀行的變革并不是單純的組織變革,而是每一代銀行人所處生命周期、發展環境不同所造就的,正如經濟周期一樣,有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高速的經濟增長,繁榮給了銀行最大的紅利,營收和利潤可以“不愁”。一旦到了經濟周期邁入底部,發展放緩的時候,銀行的生存危機就會一再出現。因此,我們在理解銀行業的變革時,應關注到銀行的內外部環境,這就是“天時地利”。并非每家銀行都是金融科技傍身,手握理財子公司牌照,并非每家銀行都會開發自己的API,抓住一輪轉型的“高潮”。作為體制龐大的機器,銀行的轉型必然伴隨著經營思想、發展理念、風險文化的變革,否則革新的成果將無法實施落地。
我們知道,銀行的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是最齊全的,涵蓋了現代企業管理的所有內容,兼具上市公司的所有特征。而銀行又存在一些特殊性,如承擔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石、信用基礎的功能,并且是貨幣政策執行的角色,對于居民的儲蓄存款、企業信貸等負有法律責任,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是同等重要的地位。與一般性的企業相比,銀行的金融屬性更強,風險和安全更為凸出,而不是單純的以業務和市場發展為導向。同時,銀行與金融監管體制、地方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轉型和變革中需要權衡多方的利益,平衡各類關系,否則就會觸碰監管的紅線。頻繁出現的“踩雷”和“蘿卜章”問題就是最好的案例。
結語與展望
大的環境告訴我們,轉型和變革需要選擇好的時機,拋開銀行的體制問題、監管和環境空談轉型則顯得有些“不倫不類”,將互聯網思維扣在銀行業的轉型上更加暴露了外界對銀行的一種“誤讀”。雖然,從業務上和模式上可以尋求創新,但是卻無法輕易動搖銀行的傳統體制問題,即使的以改革文化著稱的招商銀行同樣面臨內部的體制障礙,以及銀行文化的沉珂。“大而不倒”不是神話,而是血淋淋的現實,2008年金融危機最先倒閉的就是銀行,傳統上的世界性銀行均不得不采取并購重組的方式化解危機。
圖表9:2019年金融穩定主要目標匯總
于我們而言,銀行業的變革需要重視的不僅僅是業務、模式和渠道的轉型,更應該重視的是存量風險的化解,緊隨監管政策要求,確立符合自身發展的轉型方向,而不是“隨波逐流”,或者選擇冒進擴張的激進策略。最終銀行的核心是經營風險,并且善于化解風險,解決存量的風險問題,完善內控機制,才能為轉型和變革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銀行業的轉型和變革還需要培育開放、民主和創新的文化,傳統、守舊的文化以及部門主義也是阻礙銀行業轉型的重要因素,畢竟銀行的機構也會存在官僚體制,久而久之就會成為銀行業變革的“拖累”。
行穩致遠,銀行業的變革和轉型有其自身規律,而每家銀行都有獨特的發展歷史,無論是早期的銀行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或是年輕的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平安銀行,不同發展階段,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是變革的動力和壓力卻是相似的。目前,國內真正意義上超過百年的銀行屈指可數,大多數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甚至大部分銀行的現代公司治理還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銀行業謀求轉型的過程中,應充分尊重歷史,找到天時地利人和的轉型時機,立足于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生命周期,自內而外進行變革,穩健創新,才能真正屹立不倒。首要的是有一顆勇于變革的心,而這種動力源于每一位銀行人的初心,也源于每一位銀行人的使命感,任何變革最核心的要素都是人。
我們期待中國銀行業的變革,但這種變革應該是漸進式的、溫和的,以及適應監管要求和外部發展環境的變革,而不是激烈的、擴張的和“拿來主義”的變革。銀行是整個金融體制的基石,在每一步的變革與轉型中都應堅守住底線,避免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尊重自身的貨幣、政治和國情文化,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尋求變革。傳統的銀行業變革經歷了相當慘烈的教訓,無序擴張、過度金融化以及脫實向虛的“亂象”不僅損害了銀行業的發展基礎,而且為改革和轉型埋下了大量的風險隱患。銀行業變革并非“一廂情愿”,還需“天時地利人和”,需要在金融供給側改革、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正確道路上進行變革。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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