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守正就是最好的訣竅。保守主義就是回歸本源，關鍵是理解這個“新”字。如何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擁抱未來，在不穩定中保持更有張力和韌性的動態穩定，如何在功能主義的范式里重建銀行的經營框架，這是時代給予新一代中國銀行家的新考卷。　

　　《流浪地球》最近火了，也有很多爭議。即使有再多科學硬傷，但是就整個故事表達和情節結構來看，我覺得最大的進步是中國人終于有了“末日情結”——雖然算是半個“末日情結”（地球流浪和宇宙鄉愁）。當一個民族有末日情結或審判日情結的時候，就可能會產生敬畏和底限思維了。末日和審判日是西方文化永恒的主題，在中國文藝作品中卻不多。《流浪地球》算一個。

　　銀行的“末日情結”卻早就有了，產生于上個世紀末的“比爾蓋茨之問”——“21世紀的銀行會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后來又是互聯網金融元年的“馬云的傲慢”——“如果銀行不改變自己，我們就改變銀行”。于是銀行家、銀行人開始集體焦慮，開始陷入價值虛無主義。看銀行的戰略規劃，基本上都是對過去經營管理模式的否定和反省，比如“粗放式規模擴張已經不可持續，需要向精細化特色化轉型”，“壘大戶的公司業務已經不可持續，需要向深耕細作的零售業務轉型”，“人海戰術全民攬儲已經不可持續，需要轉向技術創新驅動”，等等。

　　總之就是不斷的自我否定，覺得再不改革就真的走向“末日”了。然而近十年過去了，改革轉型的靈魂似乎永遠在搖旗吶喊，但肉體卻依然沉浸在傳統模式中高歌猛進。這是不是可以說是銀行業的“中國特色”——無論理論上如何說不通，經營邏輯上如何與教科書的經典說教沖突，但單就規模和利潤來看，中國的銀行業算是創造了另一個中國奇跡，足可以笑傲全球、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華爾街萬戶侯。

　　答案或許可以從我上一篇新銀行三部曲第一部去尋找——金融財政化、商業銀行政策銀行化、超級剛兌等。有人擔心商業銀行“去商業化”，逐漸退化為改革前的大一統狀態，這個擔心明顯多慮，但也不能說沒有苗頭。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在此不加贅述。對于這一篇文章，我們的觀點有三個：

　　1．從功能主義去理解銀行，銀行是永生的；不是消失，而是無處不在。存貸匯，銀行的功能正在被各種第三方解構。

　　2．史無前例的負債型經濟，是銀行生存的現實基礎。銀行將長期附著在債務的溫床上，直到新的一次債務大爆裂——但是政府擾動和延緩了這個過程，使得債務的出清和重組變得復雜不可知。

　　3．對中國的銀行家來說，應該建立“功能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新時代發展觀，在并聯戰略（財政+金融，人力+科技，傳統+創新）中復興銀行“三性”，在功能重建中尋找永生之道。

　　最想說的是，我不相信銀行業有自己的“中國特色”，即使有也只是一個特定階段的短暫存在。我相信銀行的“普世價值”。所謂的特色終究要受到規律的懲罰。

　　一、批判現實主義與商業銀行的價值覺醒

　　人們都在期盼高質量發展時代中國的商業銀行能夠價值重建，就像期盼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社會能夠涅槃重生。然而在每次價值覺醒之前，必須有一段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做了這個角色，提出了“假裝”的范式。后來有人跟我說，你要說假裝，我看大家都在假裝，假裝干金融，假裝干律師，假裝干審計，假裝干研究。假裝在生活。

　　很長時間，對于中國的銀行業，甚至整個金融業，一度陷入了價值虛無主義。存在與虛無，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確是需要思考的哲學問題。“活下去”，看似多么簡單粗暴的一個目標，卻是凝聚了中國人幾千年質樸的心聲。如今是新時代，不僅要活下去，還要活的有價值、有尊嚴。經濟轉型，變中有憂，驚濤駭浪。簡簡單單的活下去的小目標，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開始顯得莫名的宏大。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有無相生，有生于無。不經歷過幻滅，哪會有重生。或許應該是，在認清真相的幻滅中把過去解構，然后鼓足勇氣對未來重構，從而新生。本質上，人們疑慮的是，在銀行界存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特色”，受不受制于“普世規律”的懲罰。就像本土銀行嘲笑外資銀行管理太教條，自己的經驗主義卻始終沒有被證偽。然而值得慰藉的是，有好幾位銀行高管問我銀行如何重構和新生，因為知道這樣的模式走不下去。有這樣疑問的恐怕也不少，但慢慢的都會走向麻木。

　　如何新生？簡單的說，就是要從實體觀轉為功能觀，從固守牌照賦權，轉向管理進化賦能！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央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判斷，很重的判斷。商業銀行應該怎么面對，既是戰略的問題，又是技術的問題。戰略上要防御中平衡，技術上要擺布好自己的表。至少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的銀行最好要構建新保守主義的發展思路。

　　因為一個周期已經到頭了。銀行實在擴不動了。歸根結底是生產率下來了，沒有可以期望的現金流折現，沒有賺錢的項目，信用趨向衰竭。杠桿加到了頭，最后都在透支黨和國家。其實這個問題是全球的，長期增長停滯之謎也好，低利率之謎也好，工業資本都擠破頭的向金融資本躍遷。

　　說到底，全球經濟宏觀已經破產，現在拼的是微觀活力和韌性。很顯然，基于海洋文明基督文化移民社會的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看上去更有優勢，但估計也撐不了多久。

　　大的康波衰退，首先在美國引起反應，因為美國是技術的源頭。但他要反抗宿命，他們想去用時間換空間，用杠桿來置換增長——通過次貸來擴大家庭的表，然后就是百年一遇之大危機。

　　中國也想對抗康波的衰退。按理說，我們這個舉國體制在對抗全局問題上應該更有優勢。然而，與美國相比，我們的金融系統還沒現代化，金融工具很單薄匱乏。這樣，我們就只好動用財政工具——于是所有的金融手段都被裹挾在強大的財政系統里。財政扭曲了金融定價，兩者原本就不是一樣的邏輯。

　　這個已經多次說。我們現在想知道的是，在時代的洪流里，我們這一代銀行人怎么去建構，而不是一味的隨波浮沉。在這個復雜的環境里，在金融被財政異化的體制里，中國的銀行應該如何突圍，如何重建生產函數和資產組合前沿。

　　一個新的時代畫卷正在最深的凜冬展開。作為大國金融脊梁的銀行，如何從傷痕累累的舊資產負債表外殼中蛻變，如何重建有利于新生產力的金融產能？這是2019年銀行管理者必須要思考的事情。

　　無論怎樣，市場化的力量仍然無法阻擋，說到底那是人性的力量。對于傳統銀行來說應該采取并聯戰略，即在靠大客戶靠財政吃飯的同時，構建基于精細化專業化管理和金融科技深度融合的真銀行模式。最終，雙軌并軌，在中國金融破而后立的時候，銀行也能重生。

　　二、負債型經濟與商業銀行的生存之道

　　其實看上去也沒什么好擔心的，你看去年的銀行業的盈利還是很好的。也沒有出現一些經濟學家焦慮的一些問題。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次貸危機以來全球已經形成了史無前例的負債型經濟。全球負債已經超過250萬億美元，光每年支付利息就干掉大半個中國GDP。也就是，要素貢獻一大部分要交給債務。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也難逃大勢，而且實際上也是債務的供給者。中國的信貸，影子銀行最近十年急劇膨脹，整個債務增加了好幾倍，宏觀杠桿率快速攀升，系統風險暗流涌動，金融資本從服務產業資本變成了攫取要素價值。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個債務泡沫就是不能破，地方債務已經六十多萬億了，房地產債務也差不多這個數，龐大的債務巨獸已經長大，已經深度綁定中國經濟，你奈之何。民營企業的財務負擔就不用說了，幾年前有個分行行長親口說這些民營企業就是給我們打工的。從個人來說，每個月交付的房貸也擠出了大量的消費。

　　但這債務怪獸已經長大，而且大而不能倒，商業銀行自然就可以“基業長青”。因為銀行就是經營債務的，只要負債型經濟不變，銀行這個物種就可以在這個土壤中繼續生存壯大。或者說，債務型經濟本身就是銀行經濟。所以你看去年整個經濟都在下滑，尤其是民營經濟風雨飄搖的時候，銀行的利潤增長仍然很平穩。

　　最新的銀行年報數據陸續出臺了，跟加速探底的實體經濟相比，銀行的數據異常靚麗。招行利潤同比增長15%，有些城商行利潤增長甚至近20%。

　　與銀行利潤類似的還有中國的稅收。很奇怪，按理說銀行是順周期的，其經營數據應該提前而且調整程度大幅高于實體經濟。稅收也是一樣，累進稅制下應該是對沖周期的。但是中國的銀行和稅收就不這樣，無論經濟下滑如何厲害，他們仍然保持平穩的增長率。

　　因此，房貸，房租，利息，稅負，整個構成了一個租金型經濟社會。租金型社會是食利模式，不是生產模式，掌握租的人可以坐享其成，收租，收稅，收利。全球已經是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到一定階段就異化為租金型模式。租是對生產型經濟和成長型經濟的破壞，一是從成本端入侵，使你干什么都不賺錢。另一個是從需求端入侵，讓你沒有能力產生有效需求，因為你的產出都交租了。這個在歷史上都有教訓。

　　銀行也不能完全看做是租金型社會中的一分子，有些銀行經濟學家還是有執念，不愿意自我反省，當然也是職責所在，畢竟基建、房產、大批廠房設備的背后都在銀行的表上。但人在城堡里。為啥不敢打開資產配置的組合看看，哪些是真正的投向產業資本了，貢獻是多少？學術研究基本證明了，金融與實體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過某個臨界值后就是汲取和破壞。

　　銀行是債務型經濟生態里最主要的物種。在中國也是一種稅收和廣義貨幣“鑄幣稅”體系。看看每個地區的納稅大戶哪個少了銀行，看看多少信貸投向了財政，房地產？銀行是生產債務的，同時也是貨幣發行機制。在這個債務+租金型社會里，怪不得那么多優秀的人擠破頭都要向銀行鉆。歷朝幾代都是這樣，過去是依靠土地，現在依靠的是金融資本而已。

　　所以這就是銀行的存在哲學，而且只要負債型經濟不打破，它就永續存在，而且還會活的比別的行業要好。最近美國前五大銀行的財務數據出來了，增長的也非常強勁，股票一天漲了好多，有的一天漲了近20%。

　　銀行是深度和國家綁定在一塊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只要市場不清算，它就永遠倒不了。市場不是不清算，而是每次清算都要被財政拯救。因為清算銀行和負債，就是要清算國家和金融資本，這個時候政府一定會要拿納稅人的錢或者未來的錢（債務）來拯救銀行和負債型經濟的。

　　美國2015年開始，想擺脫這個模式，但是你看FED的表，到2018年才真正的縮，加息也加不動了。歐洲和日本更不敢動，不僅不敢動表，利息還要持續壓低甚至為負，要為負債型經濟和銀行保持足夠的流動性水分和營養。所以，這是一個死局，全球都在高杠桿的鋼絲上，一步步不知要駛向何方。

　　銀行恰恰就會在這個死局中犬儒的活下來。全球已經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中國只是還處于金融資本的初級階段—國家借貸資本階段。這是中國的國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三、作為牌照的銀行與作為功能的銀行：一種新貨幣銀行觀

　　以前有個笑話，說有個大老板到北京，要申請個“私人銀行”的牌照。后來人家告訴他，說私人銀行是個業務，專門服務高凈值客戶的，不是實體，不是牌照。到最后他也沒搞明白。

　　法律政策上，銀行是一個大牌照，但各業務模塊，比如零售銀行，公司銀行，電子銀行等卻可以看做是一種功能。現在又在講開放銀行，也是功能的視角。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銀行，也就是功能主義的角度去理解銀行，銀行是永生的。

　　比爾蓋茨殺不死，馬云也殺不死。或許到最后他們發現，不是他們殺死了銀行，而是銀行的功能附著在他們身上了。比如現在的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無論多么強調金融科技的玄幻，但終究沒有擺脫銀行的基本功能。

　　不是銀行滅絕，而是銀行無處不在。站在功能主義的視角看銀行，會有大不同的發現。可惜，多少中國銀行家不理解這種視角，固守牌照和實體觀。這是導致銀行功能退化，不能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要原因之一。

　　牌照是銀行業最珍貴的資源，這是威權監管的另一個鏡像。每一項業務都有嚴格的牌照標準，主要是規模要求。這是導致銀行寧愿犧牲利潤也不惜一切追求規模的主要原因。比如信用卡，交易商，托管等資格。

　　前提是這些牌照都能賺錢。作為規模經濟，很多規模做不起來的業務的確很難盈利。就拿信用卡來說，不到千萬甚至億級別的客戶，沒有粘合力很高的產品的確很難盈利。很多業務都是要等好多年才盈虧平衡。

　　但是如果銀行盈利有很大的空間，就會盡可能多的儲備牌照。可以說，如果沒有監管約束，幾乎每個銀行都希望全牌照經營做全能銀行。不知這是中國銀行家的自信還是自負。每個中國銀行家可能都有一個全能銀行和金融集團的“中國夢”，除了少數幾個民營的以ROE為目標的小銀行。

　　然而牌照紅利的時代似乎正漸行漸遠。原因很簡單，新時代是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用另一種語言體系就是，杠桿加不動、信用無處尋的時代。資產荒和負債荒輪番上演，而且還經常同時上演——當正、負兩中會計形態相遇，注定是灰飛煙滅的“縮表”。

　　資產荒是經濟下行的內生狀態下，適合銀行的項目和客戶越來越少。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矛盾，銀行有意愿服務的客戶（抵押型）不缺錢，缺錢的代表新動能的客戶銀行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服務。在商業銀行的生產函數里，資產荒的背后是信用荒，信用荒的背后是“技術荒”（或能力荒）。長期浸淫在地方平臺和地產類業務里，隊伍已經習慣了“關系營銷”和“辦公室風控”的舒適圈，重新去做新產能、新興產業，做民企和中小企業，恐怕心智結構和技術能力都達不到。

　　負債荒是資產荒的另一面。復雜之處在于，當經濟內生的資產荒無法創造內生負債的時候，銀行開始轉向同業和央行，銀行之間交叉創造信用并抓住央行的維穩政策，創造出另一種剛兌型金融生態——流動性剛兌。如果沒有同業負債三分之一的約束，恐怕大多數銀行都會陷入批發性融資依賴癥。所以在邊際上，負債荒要少于資產荒，主要是政策層和貨幣當局參與下的復雜博弈。既然賴以立行的負債端基本仰仗監管和央媽的恩賜，于是監管也將是銀行無法繼續汲取牌照紅利的“殺手”。最近幾年，銀行恐怕已經嘗到了嚴監管的滋味。

　　而且，從貨幣銀行學的“普世規律”和銀行的發展歷史來看，銀行本身首先是作為一種功能產生和存在的。無論是貴金屬貨幣時代的金匠，還是商業貿易大發展時代的錢莊、票號，銀行的功能早就蘊含在內。過去是如此，未來也將如此。可能銀行的實體形態真的不存在了，但銀行的功能將散布在新的載體里。

　　因此對銀行家來說，首先需要建立新的貨幣銀行觀，要成為銀行功能主義的信徒，要從功能的視角審視整個銀行存在的價值。服務實體經濟，就是主要功能之一。看似簡單的轉變，可能就像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圍繞自己以固守牌照價值為核心，還是圍繞客戶重建自身功能？一念之差，天地也就大不同。

　　四、擺脫價值虛無，重建功能實在：新時代銀行生存哲學

　　在官方的語境下，服務實體經濟是銀行的本源，這實際上是銀行功能主義的一種表述。然而這似乎又是一種偽命題：如果服務實體經濟能賺錢，銀行何樂而不為，還要監管層吶喊和強制？這本身是股東應該做的吧。從商業銀行的商業本質來看，不是服務不服務實體經濟或者服務誰的問題，是賺不賺錢的問題。如果賺錢，不用任何號召銀行自己都會努力做好。

　　當道德審判開始進入一個行業的時候，便是商業化退潮的開始。有人說《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重要，但對于資本來說，對于商業銀行的商業本質來說，不賺錢，不能為股東創造利潤，才是最不道德的。關鍵是，為股東創造利潤和為客戶創造價值能保持內在的一致，功能主義便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核心路徑。

　　問題出在哪？連服務實體經濟這種基本功能都要監管層來要求，是不是有點魔幻和荒誕。核心的問題只有一個：銀行有其他的選擇，不用所謂的服務實體經濟，做別的就可以活下去而且活的還更好。實體經濟怎么來界定，政府投資的項目和房地產算不算實體經濟？暫且不去理論。至少在監管層的定義里，銀行做了很多資金空轉的業務。銀行可以脫離自身功能而生存？！這是價值虛無主義的根源。

　　需要揭示的一個技術性真相是，銀行的資產負債是可以交叉持有、自我膨脹的，銀行的利潤損益是可以科目騰挪、賬面匡算的。信用風險對銀行來說并不是致命的，即使不良率再高，現金流沒問題，就可以持續生存下去。利潤不過是個會計算法，現金流才是實打實的硬約束。

　　那么問題又來了，到底是誰讓銀行可以不服務實體經濟就可以有飯吃？到底有沒有一種內生的約束，促使銀行既能賺錢又能所謂的服務實體經濟。答案是，政府和央行。前者供給優質的低風險高收益剛兌資產，后者放水把銀行養在同業業務的流動性舒適圈里。既然流動性沒問題，通過同業解決主動負債和資產結構化問題，把資產負債表規模做大，既可以有足夠的空間騰挪利潤，又可以做到大而不能倒。何必去審視自己的功能主義？

　　所謂的功能重建，所謂的服務實體經濟，都是需要倒逼的。別的地方有飯吃，為什么要費心力來激發和優化自己的功能。人有舒適圈，組織也有。銀行的功能淹沒在規模的偏執中，也不全是銀行自身的原因，政府的豢養和央媽的溺愛，也是主要原因。何必一方面讓其回歸本源，一方面又不斷贈予誘人的餡餅。把其他飯碗打破，讓他沒了別的選擇，你看看銀行會不會向實體經濟，向中小企業轉型？

　　市場需求在下滑中升級，監管體系在趨嚴中變化，同業競爭在跨界中加劇。面對這樣的復雜局勢，商業銀行要活下去，必須在功能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新保守主義的發展理念。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是回歸銀行的功能本源，面向需求側也就是市場，要回歸服務實體經濟就是扎實的培育客戶群；面向供給側也就是自身，要回歸平衡好三性：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這些道理都是樸素的，眾所周知的。但恰恰越是簡單樸素的道理，越難做到。大道至簡，不要追求什么訣竅和捷徑。所有的卓越到最后都是回歸素、樸、簡。

　　這就是新保守主義的要義，也是未來幾年銀行基本的生存哲學。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守正就是最好的訣竅。保守主義就是回歸本源，關鍵是理解這個“新”字。如何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擁抱未來，在不穩定中保持更有張力和韌性的動態穩定，如何在功能主義的范式里重建銀行的經營框架，這是時代給予新一代中國銀行家的新考卷。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