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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四清: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逐漸散去又未曾遠離

2018年08月02日16:41    作者:陳四清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四清

  文章首刊于《中國金融》2018年第15期,原標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十年,全球逐步回到復蘇軌道,但風險和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化進程放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滯后等問題依然存在。今年年初以來,部分新興經濟體出現金融動蕩,全球金融治理問題再度引發關注。如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動世界實現新的持續性增長,是各國共同關心的話題。

  全球化面臨的困境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

  現在是經濟全球化最困難的時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演變。一方面,各國綜合實力對比急劇變化,世界格局向多極化加速推進,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另一方面,部分國家政府債務高企、失業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突出,導致民粹主義崛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受此影響,近年來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地緣沖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挑戰此起彼伏,極大增加了世界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削弱了各國合作的動力和意愿,經濟全球化陷入困境。

  當前“逆全球化”風潮突出體現在:一是英國脫歐凸顯了歐洲各國的政治離心力。英國脫歐事件對一直被譽為區域一體化典范的歐盟造成了重大打擊,也對全球化進程產生了逆動力。歐洲右翼政黨勢力壯大,意大利“疑歐派”政黨當選引發組閣危機,難民問題持續發酵導致歐洲社會和政治動蕩,種種政治亂局阻礙了歐洲經濟改革進程,拖累了復蘇步伐。二是多邊合作機制受到挑戰。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十多年沒有明顯進展,一些國家不得不通過雙邊或小多邊貿易安排來推進貿易便利化。而強調“美國優先”的特朗普上臺后,更是對多邊合作體制發起全面挑戰,美國先后退出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試圖以單邊主義維護自身霸權,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政策協調的困難。三是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受各國經濟復蘇以及貿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世界進入貿易爭端的高發期。其中以美國的保護主義傾向最為嚴重,不僅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進行重新磋商,甚至利用“232調查”“301調查”等手段,直接揮舞起貿易保護的大棒。今年年初以來,美國與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等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嚴重沖擊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信心。這股“逆全球化”的風潮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絆腳石。

  現在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最有希望的時候。這種希望源于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源于中國進入了新時代。過去10年來,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發展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從經濟份額來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新興經濟體占全球GDP份額達51.2%,首次超過發達國家,2017年這一比例進一步上升至59%。從經濟增速來看,過去10年新興經濟體年均增長5.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約2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出3.9個百分點。從對全球的貢獻來看,2017年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在此過程中,中國的作用日益凸顯。2017年,中國GDP規模為12萬億美元,占全球的份額達1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根據我們的測算,2035年左右,中國GDP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全球份額升至24%。

  中國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是解決全球問題的良方。在新時代下,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按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推進經濟全球化。中國國家領導人積極在多邊和雙邊場合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時,針對如何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如何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如何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提出了中國的應對方案,引起了全球的共鳴。在當前“逆全球化”及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背景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積極捍衛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維護多邊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了信心和動力。

  新興經濟體成為重構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因素

  G20平臺的升級增強了全球治理體系的代表性。每一次重大的危機都意味著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在G7的倡議下,G20組織于1999年成立,目的是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防范類似危機重演,增強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性。G20集團涵蓋了全球85%的GDP、80%的貿易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2008年以前,G20的主要運行機制是召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且會議議題被G7控制,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較小,G20作用十分有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意識到僅靠G7平臺已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全球政策協調和危機救助必須有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參與。2008年11月,G20升格為峰會,代替G7討論全球危機應對,標志著G20成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截至目前,G20已成功舉辦了12次領導人峰會,對抵御世界經濟衰退、帶領各國走向復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成為引領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重要力量。

  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提升了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在G20框架下,推動世界銀行、IMF等國際機構治理結構改革成為重要議題。2010年4月,世界銀行通過了改革方案,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3.13個百分點,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金磚國家的投票權總額升至13.1%,其中中國的投票權從2.77%上升至4.42%,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國;通過了國際金融公司(IFC)提高基本投票權及2億美元規模的特別增資方案,使發展中國家在IFC的整體投票權從33.41%上升到39.48%。IMF改革也在同步推進。2016年,IMF份額改革正式生效,約6%的份額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份額占比從3.996%升至6.394%,排名從第六躍居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印度、俄羅斯、巴西也位列前十大成員國。

  全球金融治理仍存在重大缺陷

  盡管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缺陷,其仍不可避免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沖擊。在美元利率和匯率的雙重沖擊下,部分新興經濟體的金融脆弱性逐步顯現,這暴露出全球金融治理仍存在重大缺陷。

  第一,國際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較低。好的國際金融治理應促使金融資源跨時期、跨地區優化配置。而當前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性缺陷,使得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資源錯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央行采取超低利率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向全球注入大量流動性。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一度擴張390%,歐洲央行、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也分別擴大220%、430%。在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大量剩余資金在國際市場競相逐利、大進大出,不僅無法轉化為有效的生產力,還引發金融風險的跨境傳染。2008~2017年,全球FDI年均增速下降為-0.98%,遠低于危機前10年20.1%的年均增速。同期,流入新興經濟體的FDI年均增速也從危機前10年的12.5%下滑至3.3%。這表明大量資金并未真正流入實體經濟部門,而是在金融市場套利,催生更多金融風險。過去10年,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急劇增加,對外借債規模不斷上升,導致通脹壓力加大、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亞洲新興經濟體外債規模由1.1萬億美元增長至3.3萬億美元,增加了2倍,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外債占GDP的比重則從25%左右上升至40%左右。在發達經濟體CPI僅上漲17%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已累計上漲63%。

  第二,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負面外溢效應較強。歷史上,每當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開始轉向,新興經濟體總是受到沖擊。當前新興經濟體外債水平大幅攀升,償債貨幣利率匯率的變化往往成為風險觸發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平等。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貨幣體系依然維持事實上的美元本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一家獨大的局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元的國際地位反而有所加強。IMF數據顯示,在全球已披露幣種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占比從2009年第四季度的62.1%一度上升至2015年第一季度的65.97%。新興經濟體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外圍,國際貿易、國際投融資依賴于國際貨幣作為媒介,即使不與有關國家發生經濟聯系,也無法擺脫其貨幣政策的負面溢出影響。因此,盡管美國貨幣政策調整是基于其國內經濟情況,但每當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美元走強,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匯率貶值、償債負擔上升等劇情總是反復上演。

  第三,金融風險的防范機制不完善。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新興經濟體普遍重視積累外匯儲備,完善風險緩沖的手段。但一旦外部沖擊引發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其依靠自身“工具箱”還是無法有效應對相關風險,尤其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其脆弱性進一步凸顯。

  一是缺乏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管理。國際資本流動表現出較強的順周期性,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環境變化,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往往引發信貸被動擴張收縮,資產價格暴漲暴跌,經濟過度波動甚至金融危機。為防范全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亟須通過建立資本輸出國、輸入國共同參與的資本流動管理框架,約束發達經濟體資本過度流出,防止新興經濟體過度借債及脆弱性不斷積累。

  二是金融風險的識別和預警機制不健全。現有IMF等全球和區域性經濟組織在危機預警方面效果不佳。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IMF、歐盟都未能提前發現問題并及時預警。受數據收集、人力財力所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無法對各國微觀經濟金融運行情況進行高頻率跟蹤,對風險進行早期識別。國際評級機構也不能滿足金融危機預警要求。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商業機構,不僅在評級公正性等方面存在道德風險,而且往往在問題暴露后下調評級,放大市場悲觀情緒,加劇危機沖擊。

  三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救助機制不完善。目前全球層面的危機救助機制主要依靠IMF,而歷史上IMF貸款的使用條件苛刻、效果不佳。亞洲金融危機期間,IMF為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開出的救助條件十分嚴苛,包括大幅緊縮財政、國企私有化、匯率自由浮動、開放金融市場等,沒有考慮危機國的現實情況,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危機。今年3月份以來,阿根廷爆發匯率危機,在政府與IMF達成救助協議后阿根廷比索匯率反而繼續貶值,反映出市場對IMF救助效果存疑。此外,盡管亞洲、金磚國家等部分經濟體也對區域危機救助作出了安排,但全球、區域、雙邊和各國自身外匯儲備等各層次危機救助安排之間缺少協調,救助資源還有待進一步整合。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當前,經濟全球化正處于最困難又最有希望的關鍵歷史時點,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逐漸散去又未曾遠離。在這種時候,更加需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運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動全球經濟邁向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全球金融治理從微觀到宏觀可以劃分為四個層次: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國家金融治理、區域金融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也需從這四個方面協同推進。

  第一,完善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夯實金融體系微觀基礎。金融機構內部治理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石,特別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關系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為此,要完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模式,業績考核和激勵機制要引導經理人關注企業和股東長期利益,優化風險管理方法,增強風險識別能力,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完善金融機構內控制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多措并舉,共同夯實全球金融體系平穩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

  第二,完善國家金融治理,健全宏觀審慎金融監管。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創新不斷發展,信息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混業經營趨勢深入演進,原有金融監管架構和治理體系已無法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待改革完善。一是建立綜合監管框架。加強監管協調,減少監管缺位,消除監管套利,實現對各個金融市場、機構和產品的監管全面覆蓋。二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國際金融危機后,各方認識到個體機構穩健不等于整體金融穩健。要在繼續做好微觀審慎監管的同時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從系統性、逆周期的角度防范風險的積累和傳播。三是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優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識別和分類方法,分別適用不同的業務準入、監管和退出標準,遏制金融機構貪大求規模的動機,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處置機制,解決“大而不能倒”問題。四是完善監管規則。結合各國實際情況,穩步推進巴塞爾協議Ⅲ實施,增強金融機構抵御風險能力。

  第三,完善區域金融治理,強化地區金融救助機制。區域金融治理是全球金融治理和多邊金融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東亞地區,清邁協議、亞洲債券市場倡議、亞洲債券基金等相繼登上歷史舞臺,為維護地區金融穩定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拉美區域金融治理合作進展相對緩慢,但也有《共同支付和信貸協定》《臨時流動性赤字互助多邊協定》等前期基礎。未來要加強東亞、拉美等重點地區的區域貨幣與金融合作,繼續完善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MEAP)、拉美外匯儲備基金等合作機制,增強地區的風險抵御與互助能力,彌補現有國別和全球層面金融治理體系的不足。

  第四,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構建合理穩定的制度框架。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組織治理,為全球貨幣事務和金融活動開展構建穩定、有韌性的制度框架。一是要推動IMF治理改革。推動第15次份額總檢查如期完成,提高新興經濟體份額和代表性,盡早打破美國一票否決權。二是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新興經濟體自身要練好“內功”,降低金融脆弱性。當前,新興經濟體人均GDP僅為發達國家的24%,正在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蘊含著巨大的增長潛力。要采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引導更多資金投向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領域,防止過度泡沫化,降低債務水平。有關發達經濟體要擔當責任,摒棄“自我優先”的戰略,減少政策負面溢出效應。三是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要繼續降低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元的依賴。當前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僅為1.39%,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任重道遠。四是要優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方案。當前,部分新興經濟體金融風險有所增加,局部金融危機的苗頭開始顯現。這迫切需要其有效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加強危機預警,完善危機應對預案。各國要吸取歷次金融危機經驗教訓,完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機制,充分發揮多邊化機制作用,共同筑牢金融安全網,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本文根據作者2018年6月14日在陸家嘴論壇的發言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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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金融風險 銀行業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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