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技術創新的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領域的內涵也處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中，主要涵蓋了當前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產業，是當前擴大內需的重要投資方向，也是我國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礎設施所具有的公共產品屬性以及國有企業傳統上在基建領域的資本、技術、經驗和資源整合等方面的優勢，決定了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國有企業主導新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必然性。社會資本是新基建投資的重要補充，目前社會資本參與新基建還存在較多的壁壘，政策層面建議進一步強化社會資本參與新基建投資的機制和渠道設計，打通阻礙新基建的各種壁壘，形成國有企業主導并協同各類社會資本共同參與的新基建投資格局。

　　一、我國新基建的內涵仍處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中。目前普遍將新基建涵蓋的內容大致劃分為三大領域，即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這些新基建領域涵蓋了當前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和擴大內需的重要投資方向。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基建的內涵處在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對新基建范圍正式的政策界定，最早可追溯到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此次會議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基建這一概念，即我國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則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從戰略布局上給出了明確界定，提出要“圍繞強化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支撐，布局建設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

　　2022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提出要“加大重點領域補短板力度，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綱要的第十四條對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領域進行了更加明確的細化，即（1）加快建設信息基礎設施：加快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千兆光網建設，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布局建設大數據中心國家樞紐節點，推動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廣泛、深度應用，促進“云、網、端”資源要素相互融合、智能配置，等等；（2）全面發展融合基礎設施：推動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與交通物流、能源、生態環保、水利、應急、公共服務等深度融合，助力相關行業治理能力提升，等等；（3）前瞻布局創新基礎設施：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區域性創新高地，適度超前布局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優化提升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產業創新基礎設施，強化共性基礎技術供給，等等。

　　綜上，目前普遍將新基建涵蓋的內容大致劃分為三大領域，即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七大行業：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這些新基建領域涵蓋了當前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當前擴大內需的重要投資方向。

　　二、新形勢下擴大新基建是當前國際國內經濟格局變化下的必然要求。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客觀上要求樹牢基礎設施的底層支撐。當前，新基建是拉動我國內需增長的有效手段，對穩經濟、促就業、實現宏觀經濟目標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時，新基建也將助力我國企業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中占得先機。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內需、穩定就業的重要手段。內需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是大國經濟的特征之一，而內需市場需要完備的現代化基礎設施的支撐。由于其可控性強的特點，建國以來基建投資在我國不同經濟周期中都發揮著穩定增長和就業的重要作用，是我國宏觀調控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有效手段。如2009年國家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臺了一攬子的財政刺激措施，當年基建投資增速高達42%，基建投資總額占當年GDP的12.8%。此外，在防范2013年的歐債危機和2022年疫情沖擊影響時，當年的基建也都不同程度發揮了穩增長、促就業的逆周期作用，成為穩住彼時經濟大盤的關鍵。

　　新基建投資在目前形勢下可以起到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一直以來基建投資就是拉動我國內需增長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因其體量大、周期長，在未來若干年中無疑將成為拉動國內經濟增長重要引擎之一。據BBVA Research統計，2021年七類新基建投資規模合計超過了2萬億元，且有逐年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除了對經濟直接的拉動作用外，新基建在國民經濟中對其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從根本上保障了國內物流、通訊、數字管理等領域對于內需市場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支撐。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是我國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戰略要求。近年來，在地緣政治沖突日益加劇背景下，上世紀末開始的全球化趨勢出現逆轉，全球產業鏈重構趨勢明顯。與此同時，以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向我們走來，科技創新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新型基礎設施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的產業競爭力和發展后勁。當前，部分西方國家的新“冷戰”思維有所抬頭，并在經濟、金融和科技等領域將我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鎖，意圖切斷外部對我國的技術供給路徑，延緩我國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步伐。在這一特殊的國際環境下，新基建戰略是現階段我國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的重要舉措。針對下一階段國際競爭的熱點行業和領域，國家有關部門對我國在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衛星互聯網、工業互聯網平臺、物聯網平臺等新型基礎設施領域的產業布局進行了戰略規劃和統籌。

　　三、當前我國新基建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的制約因素和問題。一是基建投資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產品屬性，往往導致市場化投資不足問題的出現，需要政府先期引導資本的投入，資本約束的問題日漸突出；二是新基建往往面臨跨部門、跨環節和跨區域等統籌壁壘的制約。

　　基建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其所具備的“公共產品”屬性，即基建投資項目具有較強的社會效益外溢性（spillover effect），由于投資者無法獨享項目投資的收益，因此從經濟學意義上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在單純的市場機制下往往存在投資不足的情況，故而政府的引導不可或缺，這些先期資本的投入往往數額較大，給地方財政形成較大壓力。新基建之“新”，是相對于傳統基建在技術和業態上的差異，其實質上仍具有傳統基建所具有的“公共屬性”，這一特征也是全世界范圍內基礎設施投資往往在政府引導和規制下進行的原因之一。新基建相對于傳統基建項目而言，所需融資額往往更加巨大，給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形成了一定的資本約束。

　　跨部門、跨環節和跨區域等統籌壁壘的存在，往往制約新基建項目的投資效益。新基建的另一個特征是廣域性和技術復雜性等特點所帶來的多部門參與，這一特點也導致新基建項目跨部門、跨區域協同的復雜性。例如，新基建在設施形態上包含5G基站、數據中心等硬件設施，也包含網絡平臺、操作系統等軟件設施，既涉及數字基建布局，又涉及傳統基建改造，這些軟硬件設施往往分布在不同的部門和區域，導致整體統籌難度較大，因此往往形成新基建的“碎片化”傾向。又如，在新基建項目的跨環節統籌方面，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運維環節投入占比更高，但從以往傳統基建的投資實踐來看，行業內往往存在重視建設但不注重運營的現象，對項目運維機制、經費投入和政策扶持考慮不足，影響整體效益發揮。再如，在跨領域統籌方面，物聯網、5G、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工業互聯網等交叉融合深度不夠，支撐復雜應用場景的能力還有所欠缺，軌道交通、智慧桿塔等設施建設對5G基站、物聯終端等布局前期考慮不足，后期進場費用較高，等等，這些問題都制約了新基建項目的投資效益。

　　四、新基建投資領域國有企業在資本技術實力、基建實踐經驗和資源協同方面具備天然的優勢。作為國家主要戰略性產業的龍頭和國家戰略實施的載體，國有企業具有資本、技術和政策性優勢，在跨地區、跨行業以及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合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從基礎設施領域的性質來看，往往具有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慢、投入資本大等特點。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投資，往往關乎一個經濟體長期發展的基礎和后勁，項目建設往往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的外溢屬性。這些特點決定了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需要兼顧產業發展的戰略布局、產業的關聯性和可持續性等多重要素的綜合考慮，故而在我國現階段的政治經濟框架下，必須由肩負經濟效益、社會公益、產業安全等多重目標的國有企業來主導。此外，從我國產業歷史發展的沿革路徑上看，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也有著其他非國有經濟體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

　　國有企業具有資金和技術上的優勢。當前，經過數輪國企改革后，剩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是各產業領域的龍頭企業，資產體量、資金規模和技術人員儲備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國有企業自身的定位上除了市場化目標外，都普遍承擔著國家產業戰略落地的重任，在企業資金方面有著明顯的政策性優勢。這些資本和技術優勢是完成以資本和技術雙重密集型為特征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必要條件。

　　國有企業具有基建領域實踐經驗上的優勢。建國以來，我國計劃經濟的特有體制以及基礎設施自身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國有企業在建設國家和地方各類基礎設施的主導地位。因此，雖然經歷了數輪市場化改革，同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先天就更多具備了豐富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經驗，例如在公路、鐵路、機場、海運等傳統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在大型船舶制造和港口建設等領域，在通訊基礎設施領域，等等。進入數字經濟以來，許多大型國有企業自身的大數據庫和高端制造平臺構建等都走在國內企業乃至全球的前列，這些條件為新格局下推進新型基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國有企業具備資源協同整合方面的優勢。作為國家主要戰略性產業的龍頭和國家戰略實施的載體，各類國有企業具有資本、技術和政策性優勢，在跨地區、跨行業以及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合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可以有效滿足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要求。很多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往往以跨區域的經濟帶或集群進行規劃，需要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的合作與協同，例如高鐵智能化改造、5G網絡的搭建等等，往往跨越多個省份，單憑一家企業是難以完成的。再如，智慧制造、物聯網構建、智慧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交通、制造、通訊、信息處理等多個行業的協同，這些行業的龍頭國企之間在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統籌規劃下便于協同開發。此外，國有企業同非國有企業協同發展，也是我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經濟體制下國家戰略的重要構成。尤其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不少大型民營企業如阿里、騰訊、華為等，已成長為國內乃至世界上具有很強影響力的科技型企業，擁有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必需的數字和通訊等技術。民營科技企業同樣是新基建的推進主體，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角度，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抑或是以產權優化和布局優化為標志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都為兩者協同完成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戰略創造了機制基礎。

　　五、在國有企業推進新基建高質量發展方面，建議在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框架下，強化社會資本參與新基建投資的機制和渠道設計，形成新基建各類社會資本的投資合力。同時，強化跨部門和跨區域統籌，最大程度發揮新基建投資的產出效率。

　　雖然國有企業在新基建中的主導作用不可或缺，但由于相對于傳統基建項目，新基建項目往往投融資的數額更為巨大，單單依靠國有資本往往面臨較大的資本缺口。此外，由于疫情和房地產行業下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地方政府財政相對吃緊，對于新基建項目前期引導資本的投入也有一定的困難。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新基建項目的實施客觀上需要社會資本的廣泛參與。

　　由于基礎設施建設傳統上屬于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領域，社會資本在參與建設方面往往面臨較高的進入壁壘。同時，由于非國有經濟主體在投資決策時主要考慮投資的經濟收益，對投資過程中的抗風險能力往往也弱于國有企業，故在引導非國有資本參與新基建項目投資時應實行有針對性的機制設計和渠道設計。隨著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標志的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融合的加深，在新型基礎設施產業領域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協作格局將成為未來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結構的一個縮影。從全球發展的趨勢來看，未來若干年是全球分工體系、價值鏈、供應鏈重組重構的過程，也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全球新的規則體系重建的過程。構建依托先進技術支撐的新基建體系，是構建我國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圍繞重點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建議由國有企業領頭，加大與民營企業等非國有經濟的合作互補，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等為平臺，深化不同所有制經濟體以產業布局優化為導向的產權整合。同時，建議進一步完善債券市場創新融資產品的設計，拓展社會資本參與新基建投資的渠道。預期未來以新基建為代表的新型產業體系將由目前的國有和非國有經濟的二元經濟結構向一體化協調發展方向轉變，國有企業和眾多民營中小企業都將成為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架構下的有機構成。

　　建議賦能部分龍頭國有企業在新基建投資協同機制中的引領作用，提高新基建跨部門、跨環節和跨區域的投資效率。國有企業目前是我國高鐵、公路、港口、通訊、物流等重要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主要參與者，在基建領域具有傳統優勢。在新型基礎設施領域方面對聯通性、交互性、標準一致性等方面有著較高的要求，這類大型國有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業務在全國的網格化布局、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來實現這一要求，協同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科學謀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確保新基建同我國現代化產業布局需求相一致，做到新基建投資全國一盤棋。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