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勇談經濟

　　《二元體制轉軌數理經濟分析的一個邏輯思路》之七

　　原載于《財經問題研究》錄用首發《中國知網》2021年2月9日

　　周天勇   

　　與俄羅斯和東歐諸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瞬時轉軌不一樣的是，中國進行了長達40余年漸近式的改革，至今還沒有結束，還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長周期計劃與市場二元體制并存，開始是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釋放，中間是二元計劃與市場體制膠著，最后是二元計劃與市場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軌，這是一個中國體制改革的重要過程特征。其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斷來自于間歇性地出臺大力度改革開放，形成經濟高速繁榮增長的周期。毫無疑問，這已經被1980—1985年、1991—1995年和2001—2007年三次農村土地承包、個體私營、加入WTO等大力度改革開放啟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周期所證明。

　　為什么世界上許多二戰后實行計劃、國有、單純按勞動要素貢獻分配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有這種體制因素程度較高的國家，20世紀70和80年代間，紛紛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就是因為這種體制下，勞動力和生產主體積極性很低，效率較差；資源不能優化配置，閑置浪費低利用現象很普遍。最后，無效率和低效率的體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國家和陣營間競爭中失利。

　　作為一個長周期二元體制膠著的國家，其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或者經濟增長的潛能，是繼續來自于進一步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向一元體制并軌改革，還是源于其他的因素？這的確在方法上，需要一個如下的適應研究客觀對象的邏輯分析框架和過程。

　　首先，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之間，存在著各方面的扭曲。這些扭曲的表達，就是一系列的市場競爭場景下的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場景下的差距值：（1）競爭性民營企業得到的信貸資本利息率是8%，壟斷性國有企業得到的利率是4.5%。（2）同樣發展階段中，人口城市化在人口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市場調節場景下，中國2019年應當是75%，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應當是12%，而中國目前卻分別是人口44.3%（戶籍）和60%（常住），農業就業是25%；勞動力要素價格隨著市場競爭場景下人口和剩余勞動力的流動，農業就業勞動力者收入、外出農民工工資和城鎮單位職工工資水平，應當是逐步接近，但在中國三者則是逐步地拉大。（3）土地要素由地方行政性壟斷市場出讓的價格2020年為220/畝元左右，而農村的土地因為禁止交易價格為零。

　　其次，雖然一些非競爭性的要素配置體制扭曲，但產品在競爭性市場化出售條件下，可以通過經濟主體追求利益的行為予以糾正；但是，大量的二元體制形成的扭曲是不可糾正的：如由于戶籍管制、子女不能隨農民工獲得城鎮教育、城鎮居住成本太高、土地不能交易粘性等原因，外出務工勞動力青出老歸，不能市民化；國有企業資本要素，很大一部分要自我低效率利用和浪費性配置；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因計劃、規劃、用途管制、指標分配、違規拆除等體制，不能由經濟主體加以糾正。

　　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有一系列的標準，從反實事法觀察，轉軌國家對照標準存在著“應該有多少，但是沒有那么多；不應該有那么多，但是多得多；應該有，但是沒有；不應該有，但是有”等相關指標的差距值，這為體制性扭曲剩余額的計量提供了思路。

　　再次，二元計劃與市場體制扭曲不可糾正的場景中，存在著大量閑置低利用的要素和其他資源。我們稱之為體制扭曲性剩余。可以通過各種標準值與差距值、要素影子價格、投入產出法等倒算各種要素的剩余數量。農村中有大量的錯過城市化人口，有大規模的青出中老年歸剩余勞動力，雖然其勞動和本地務工收入比城鎮務工和城鎮單位職工工資低得多，卻因體制阻擋而失去了向城鎮轉移的動力。城鎮國有行政事業企業單位中，存在著大量的不能辭退的冗員。國有企業存在著大量閑置和低利用的機器設備和生產線。農村中存在著巨額的撂荒和糊弄種植的耕地，閑置破敗的宅地，及其閑置低利用的其他建設用地；而在城鎮和工礦企業中，也存在著大量的閑置低利用土地。也就是說，雖然產品銷售已經市場化改革，但投入配置體制扭曲的不可糾正部分，仍然會造成大量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即需要有一個可以用于計量分析的體制性剩余要素變量。

　　第四，實際體制改革就是消除體制扭曲，提高要素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和優化改善其配置。在1978年到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三次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大規模地盤活了大量閑置低利用要素，提高了利用率和優化了配置。從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曲線來看，這三個時期呈倒U形狀。

圖1  體制扭曲—要素性剩余—產出損失

　　第五，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曲線是一條雖有小幅波動但平穩和平行的曲線，并不呈現J型爆發式增長狀態。這一狀態被瓊斯和菲斯佩奇等經濟學家所證實。而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1970到2012年間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別為1.0%、0.9%和0.7%，后發國家韓國也只有1.6%。中國為3.1%，但其中2.1%來自于體制改革對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中國這樣長周期體制轉軌國家的TFP增長來源和分解如下圖所示。

圖2  轉軌國家體制改革TFP增長與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之間的關系

　　這其實證明了在轉軌國家中TFP不全由廣義技術進步創造，而當大比例的TFP來自于周期性的改革。轉軌國家TFP增長的倒U曲線與市場經濟國家的平緩曲線間的積分，就是改革盤活閑置和低利用要素形成的新增產出。

　　第六，從勞動力和資本兩要素及廣義技術進步余值的新古典增長模式回歸，建立勞動力、資本、土地三要素及廣義技術進步TFP的投入增長模型。其理由在于：一是將體制扭曲性剩余各要素，特別是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再投入進行計算。如果沒有土地投入變量，則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通過改革再投入獲得的新產出就無法進行核算。二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國土開發利用水平與許多主要經濟體國家比較還很低，還有增加土地投入數量的空間。三是中國人多地少、土地要素相對短缺，勞動力要素會收縮，資本要素邊際收益會遞減，而未來從消費品工業化轉向資產型（汽車、住宅和宅院等）工業化，生活內容從吃穿行用到資產和財富擁有，且土地資產會溢值而不貶值，因此在增長中對勞動和資本的替代彌補性較強。

　　以市場經濟條件還原法，即按照市場經濟標準應該有的將其還原，應該沒有的將其消除，繼續改革遺留計劃和行政配置體制部分，推進要素由市場化調節進行配置，從而模擬估計市場化改革形成的TFP，或者數理上將剩余要素再投入來模擬未來產出的增長。

　　最后，我們分解計算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1）假設無大力度改革安排或者改革安排不到位場景下，用新古典增長模型計算未來TFP增長假定1%—1.5%之，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不同投入量，要素不同增長率和不同要素替代率場景下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狀態。我們計算，如果沒有較科學和精準的大力度體制改革和重大發展戰略安排，任由經濟自然增長，不論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間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廣義技術進步產出決定的2021—2035年期間年均GDP增長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間。

　　（2）在此基礎上，假設進行重大的體制改革，將體制性剩余要素在一定的時間內，一段式或兩段式，倒U型曲線分布投入，按照各要素不同的替代率和不同階段模擬未來15年的增長狀態。將未來的廣義技術進步增長曲線按照瓊斯法則平行化。

　　根據改革沖擊增長的倒U型增長狀態，模擬其TFP增長的曲線，按照各要素的報酬率，考慮未來可能的變化，以及各要素改革先后、重點、周期、力度的不同方案安排，模擬非線性還原投入各類體制性剩余要素，預測未來推進市場化改革推進的經濟增長狀態。我們計算，一是堅決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放開城鄉人口、勞動力、資金、土地和住宅的雙向流動和置換，以淡馬錫方式徹底改革國有經濟，將閑置低利用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帶來的新增長潛能分別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帶來新的總增長潛能為1.11%；二是農村宅基地、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等轉變為資產，這項改革的價值增值、融資便利、財富積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強等等，帶來的新經濟增長潛能為1%左右。

　　（3）再將實施重大調節水資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特別是新增建設用地要素變量按照非線性或者線性方式計入上述增長模型，觀察實施重大發展戰略性舉措形成的新的增長潛能。我們計算，形成南水北調網，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億畝建設用地、1億畝園地和5億畝左右耕地要素和資產，其帶來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0.3到0.5%左右。

　　我們測算，如果安排大力度的改革以及重大的調水增土戰略，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長速度可在5.05%—6.3%之間。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