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場倏然而至的疫情讓全球經濟雪上加霜，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有望實現正增長。實際上在疫情爆發之前，全球經濟多年增長乏力，歐美日等GDP增速幾乎陷入停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數字技術創新層出不窮，數字應用正在重塑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為何數字技術正在顯著改變社會經濟面貌的同時，卻沒有顯示在生產率的增速中？ GDP等傳統衡量指標受否無法衡量數字技術為創造的福利？為回答這一問題，羅漢堂在9月9日舉辦Frontier Workshop《衡量新經濟》研討會，召集全球頂尖專家，其中包括5位諾獎經濟學家、40多位學者、國際機構研究負責人以及業界專家，共同探討如何更好衡量和發展數字經濟。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知名的技術悲觀主義者在研討會上表示，從2005年起，美國、歐洲及日本的生產率增速已有明顯下降趨勢。他認為，生產率下降趨勢主要受到幾個不利宏觀因素的影響，包括人口老齡化、教育資源不均和可持續性等。戈登認為，數字技術無法逆轉這一趨勢，而對數字經濟的錯誤衡量也不足以解釋這種長期生產率停滯。

　　其他參會者則對數字技術持更加積極的態度。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認為，數字經濟正在深刻地變革著經濟和社會，在健康、教育、協作方式等領域的影響極為突出。這種影響非常深遠、多維且復雜。我們不應糾結于技術對生產率的提升，而應該衡量數字技術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這樣才能給政策制定者傳遞正確的信號。

　　羅漢堂學術委員會成員，斯坦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是衡量新經濟領域的頂級學者，近年來他專注于衡量免費數字產品給人們帶來的福利，這些都是傳統GDP無法捕捉的。他采用獨立實驗法來測算人們愿意為免費數字產品如搜索引擎、社交網絡、音樂和網絡郵箱等付出的金錢，從而它們創造的價值。他的測算顯示，僅一家知名社交網絡就可以將2004-2017年美國GDP年均增速提升0.1%。此外，數字產品快速迭代帶來的質量提升，不但無法被GDP捕捉，反而會降低GDP。以智能手機為例，它整合了計算機、數碼相機、導航儀、電視機等等多種功能，讓這些傳統產品的銷量大幅下跌，從而降低了GDP。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在會上提出，我們對數字經濟的理解還遠遠不夠，除了上述生產率悖論，至少還有三個傳統統計方法難以解釋的謎題： 1． 與以往不同，世界進入了低通脹時代，即便經濟接近充分就業，主要經濟體核心通脹仍然保持低位；2． 免費產品在居民消費籃中越來越重要，并且占據消費者越來越多的時間； 3． 無形資產在數字技術有關企業的估值中占比越來越高，這與傳統行業構成鮮明對比。這些謎題共同提示了技術變革帶來的經濟轉型，無形經濟規模相對有形經濟越來越大，而這對傳統的生產率衡量構成巨大挑戰。中國電商零售為綜合理解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場景。中國零售業數字化速度領先全球，也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宏觀成分。一方面，中國批發和零售也勞動生產率在經過數字技術重構后實現了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經濟和社會收益不在勞動生產率之內，這些收益包括為消費者帶來的多樣性選擇、質量提升、可獲得性、時間節約，為生產者帶來的更為平等而廣闊的市場機會等。

　　在學術界以外，各國際機構和組織也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并開始行動。世界經合組織（OECD）創新科技部副部長，德克·派拉特在會議上介紹，自2004年起經合組織就開始著手進行定義和衡量數字經濟的工作。今年7月，G20各成員國已經對數字經濟的定義達成一致。OECD在今年推出了G20數字化轉型工具包，可以從36個指標衡量成員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幫助其更好地評估和發展新經濟。

　　在會議上，各國學者和機構專家基本達成共識：新經濟需要新衡量。正如布林約爾松所說，由于數字實踐的飛速發展，近10年來經濟學家對經濟的了解在減弱而非增強，而舊方法顯然無法解決新問題。陳龍表示，我們只關注到如何將餅做大，沒有發現大餅已經變成了蛋糕，我們的經濟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羅漢堂愿意與各國學者、國際機構和政策制定者一道，繼續推動這一議題的研究和探討，從而更好地衡量和發展數字經濟，讓數字技術更多造福于人類。

　　(本文作者介紹：羅漢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議，并由社會科學領域全球頂尖學者共同發起的開放型研究機構。羅漢堂首批學術委員會委員以經濟學家為主，包括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將攜手更多的全球社會科學家和實踐者，研究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深刻理解并主動參與這一變革。羅漢堂的研究服務全社會，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并著眼于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