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余永定

疫情爆發(fā)之前，中國就已經面臨需求不足。本次疫情進一步表明，我國公共部門投資嚴重不足，不論是否再以“保6”為目標，都必須采取比疫情爆發(fā)之前更加寬松的宏觀政策。

　　明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國目前面臨一系列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錯綜復雜的問題。為統(tǒng)籌全局，高效有序地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明確什么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筆者認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之間的矛盾。而這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處于前者向后者轉化但又尚未完成轉化的階段。

　　主要矛盾的第一階段是疫情惡化。在這一階段，控制疫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為此，在對患者進行救治的同時，政府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區(qū)、封社區(qū)的措施。其結果是全國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相當多地區(qū)的生產陷入停頓狀態(tài)。

　　現在矛盾已經發(fā)展到第二階段。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許多地區(qū)開始復產。但在這一階段，疫情依然存在反復的可能。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很難說發(fā)生反復的概率有多大。因而，在目前階段，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三階段，只有當疫情得到徹底控制之后，全國的經濟活動才能完全恢復正常。屆時，主要矛盾也將發(fā)生轉化。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開足馬力，一方面補償疫情期間的損失，一方面深化改革、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速。

　　目前我們仍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恢復生產的前提是：不會使疫情出現難以控制的反復。在此過程中，如何疏導人流就變得尤為重要。也不能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應做好復產的銜接工作。同時，宏觀經濟政策也要扮演好適宜的角色。

　　有序疏導人流，

　　抓好矛盾的主要方面，控制好疫情

　　人口流動既是疫情防控的關鍵，也是復工、復產的關鍵。全國范圍內生產陷于停頓的主要原因是供應鏈中斷。這又表現為人流中斷，特別是春節(jié)長假之后的工人無法返崗、物流中斷和資金流的中斷。如何有序疏導人口流動，是我們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人口流動管控，同時關系到疫情防控和復工進展。恢復正常生產的前提是工人重返工作崗位。而工人重返工作崗位是當前對疫情控制的最大威脅。為了不使返工導致疫情控制出現反復，如何確保返回工廠者是非病毒攜帶者是首要挑戰(zhàn)。

　　控制疫情的關鍵，是切斷感染者與未感染者之間病毒傳播的一切可能途徑。而問題的棘手之處在于：許多已感染者是沒有癥狀、無法事先確知的。新冠肺炎的患者在感染后的15天內都可能沒有癥狀。在無法確知的情況下，理想的處理方法是把所有人都隔離起來，15天之后即可把感染者篩選出來。企業(yè)就可以放心使用這樣的返工人員。

　　是否存在經過15天隔離后仍然會感染的人呢？以整個中國或以省為單位，都難以確定（西藏以外）。但是以社區(qū)、鄉(xiāng)鎮(zhèn)、縣、區(qū)為單位，只要這些單位已經封閉過15天以上，且并未發(fā)現感染者，就可以認為這些封閉區(qū)塊內的人員不是病毒攜帶者。這樣就可以從分布在全國的大小不等的封閉區(qū)塊中找到非病毒攜帶者。嚴格來說，雖然也不能100%肯定，但風險已經較小，是可控的。

　　因而，用工單位應該在非感染的鄉(xiāng)鎮(zhèn)、區(qū)、縣找到非病毒攜帶者復工。但要實現這點，企業(yè)、企業(yè)所在地政府、員工所在地政府及相關地區(qū)的衛(wèi)健委需要密切合作。在此過程中，也可以充分使用大數據等先進技術。比如浙江省推行的健康碼做法值得推廣。

　　另外，即便健康的員工返回工作單位，他們也可能在返回途中被感染。為避免在回程途中受到感染，不少單位采取用專門運輸工具、加強沿途隔離等措施。還有一種辦法，是讓安全地區(qū)的復工人員自行回廠，到達工作單位后隔離15天，確認未被感染后復工。這種作法對于甄別病毒攜帶者比較可靠，但成本太高：晚工作15天、提供隔離的環(huán)境（宿舍、食堂）、有合格的醫(yī)務人員等。企業(yè)能否創(chuàng)造這些條件是大問題。在確認工人健康無虞之后，為他們提供上崗的所需防護，也是開工的必要條件，比如口罩、手套、測溫設備、工作場所通風、洗手間衛(wèi)生清潔、消毒設備等等。此外，一旦出現感染，有無應急預案也很重要。

　　由于各地條件不同，各行業(yè)生產條件、生產環(huán)境差異也很大，應由國家主導，行業(yè)分管部門直接負責協(xié)調，制定基本的開工防疫標準，不達標不能開工。在明確開工標準之后，各地區(qū)、各企業(yè)應該進一步制定更加具體的開工防疫標準。明確開工標準、減少開工審批程序，能夠使企業(yè)有章可循，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盡快恢復生產。

　　不能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

　　激發(fā)復工的積極性，保證物流、資金流穩(wěn)定

　　為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yè)的積極性，應該有必要的激勵機制。必須明確：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抓防疫最終是為開工創(chuàng)造條件。條件成熟就應該開工，抓防疫不能成為不開工的借口。

　　總體上，對于防疫、復工兩不誤的情況，應該獎勵；對于復工但防疫失敗者應該問責；對于以防疫為名、對復工不作為者應該問責。此外，由于確實難以滿足開工條件而無法實現復工的情況，應為其創(chuàng)造開工條件，但不能強行要求復工。

　　物流人員的防疫工作不能放松。在前一階段，物流阻滯問題嚴重。現在交通運輸通道已經基本打通，物流的恢復是生產恢復的前提，也是生產恢復的結果。物流人員的流動性強，不宜管理。國家應該下達統(tǒng)一的交通運輸防疫標準，明確滿足什么前提條件后才可以從事交通運輸工作。

　　如何使供應鏈不因資金鏈的中斷而中斷，這是目前金融機構必須處理的主要問題。商業(y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對受到疫情影響的實體經濟行業(yè)加大了金融支持：不抽貸不壓貸、延長還款免息期、對受疫情影響的客戶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對需要加大生產的醫(yī)藥防護企業(yè)提高審批效率、加大貸款支持。總體上，在生產秩序遭到疫情沖擊的情況下，企業(yè)維持生產的流動資金、信貸需求基本得到滿足，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并不十分突出。對于金融機構的從業(yè)人員來說，如何防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人出問題，整個營業(yè)網點甚至整個樓宇都要關閉。防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對金融機構同樣適用。

　　抗疫時期，財政、貨幣政策應有特別考慮

　　總而言之，目前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此前提下的恢復生產，主要是微觀問題、行業(yè)問題、企業(yè)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市場機制暫時失效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大量運用行政手段。這個時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同傳統(tǒng)意義上旨在調節(jié)有效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實質的不同。在這個階段應該執(zhí)行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呢？

　　首先，疫情主要帶來供給側沖擊。由于這種沖擊，生產秩序遭到破壞，供應鏈中斷。這些問題不能靠傳統(tǒng)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來解決。當然，需求沖擊也是存在的，如服務業(yè)受到的沖擊在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沖擊。此外，為了抑制疫情，必須立即加大在醫(yī)療設備、醫(yī)療用品和某些醫(yī)藥的生產領域乃至傳染病醫(yī)院的投資。

　　其次，既然疫情主要是供給沖擊，對一些宏觀經濟現象的處理和應對就會有所不同。例如，由于生產過程的中斷、供給的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物價肯定會上升。但我們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囤積居奇不在此列），而不能采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來應對。與此同時，央行必須保證貨幣政策足夠寬松，這樣才能使商業(yè)銀行更好地幫助企業(yè)度過難關。我們注意到，央行已經采取了積極的政策措施，目前業(yè)界似乎沒有要求央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的呼聲。

　　再次，政府應該擔負抗御疫情的主要成本。與此同時，企業(yè)、個人也需要承擔一定的成本，這主要是為了防止道德風險。為了防疫、為了幫助企業(yè)在確保不發(fā)生疫情的條件下恢復生產，財政支出可能需要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政府稅收肯定會大幅度減少，財政赤字可能會增加，所以我們要提高對財政赤字的容忍度。這只是暫時的沖擊，因而財政赤字的提高也是一次性沖擊。

　　疫情結束的善后階段，

　　財政、貨幣政策也應發(fā)揮作用

　　一旦生產得到全面恢復，供應鏈恢復正常運轉，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會發(fā)生變化。疫情過去之后，主要矛盾將不再是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之間的矛盾，而變成其他矛盾。可以預期，新的主要矛盾演變過程可能還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處理新冠肺炎后遺癥階段。

　　企業(yè)的損失應該全社會共同分擔，即企業(yè)、員工、金融機構、政府共同分擔。由于情況特殊，政府可以考慮建立重大流行病災害保險，盡管這種做法不合乎常規(guī)。同時一些債務可以核銷、一些利息可以豁免。此外，貨幣政策也應該盡可能寬松。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財政、貨幣政策所作用的對象是經濟的供給面，將使企業(yè)在經受了一場災難之后，可以重新開張和運轉。

　　第二個階段是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

　　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在為什么要“保6”的討論中已經做了比較清楚的說明，無需贅述。新冠肺炎的流行進一步說明，中國公共部門投資存在嚴重不足，未來的財政、貨幣政策，不管是否再以經濟增速6%為目標，必須比疫情爆發(fā)之前更加寬松、更加具有擴張性。

　　本文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為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2月22日在CF40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應對疫情沖擊，保持經濟合理增長”上的點評發(fā)言，經作者審核。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