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浪理財大學，聽《吳曉波帶你學點經濟學》，讀懂生活中的經濟學原理。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2000年之前，除了金融理論界和華爾街的房地產證券分析師，很少有人知道羅伯特·J·席勒（Robert J． Shiller）。

　　他是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業領域是資產定價實證分析。在業余時間，他與經濟學家卡爾·凱斯（Karl Case）受標準普爾公司的邀請，編制了一個以他倆的名字命名的凱斯-席勒指數，用于反映美國城市的房價波動。

　　1996年12月，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華盛頓發表了一次例行演講，他用了一個新詞——“非理性繁榮”，來形容股票投資客的行為。市場迅速進行解讀，認為美聯儲將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了，第二天，美國道瓊斯指數下跌2.3%，全球其他國家的股票指數也隨即應聲而落。

　　席勒覺得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2000年，席勒把自己的一部新著就起名為《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他預言，美國的股市正處在“非理性繁榮”的高點，股價很可能會出現拐點。

　　就當這本書剛剛被擺上各地書店的書架時，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指數從5133點崩盤式下跌，在接下來的兩年多里，跌到1108點，跌幅高達78%，數萬億美元煙飛灰滅。

　　“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場大股災燒出了一個經濟學界的超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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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也可以用“非理性繁榮”來形容席勒的網紅式爆紅。不過，偶然之中，卻也有著專業的必然。

　　席勒對拐點出現的預測，并不是新聞評論式的。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他畫出了自1860年以來，美國股市的市盈率曲線圖，發現在140年的歷史上，出現過1901年、1929年和1966年三個峰值點，而歷史的事實是，它們都成為了大股災的前奏時刻。

　　在這個曲線圖上，2000年是第四個峰值，而且是前所未見的“20世紀高峰”，所以，災難的出現帶有歷史的不可避免性。

　　在人類的經濟行為中，投機是貪婪天性的一部分，它像基因一樣難以被更改，而對股票波動的預測，則如同上帝的骰子，無法捉摸。在金融理論界，一直有針鋒相對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有效市場假說。代表人物是尤金·F·法瑪（Eugene F． Fama），來自美國西部的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

法瑪在1970年提出了這個理論，他認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股票市場，一切有價值的信息已經及時、準確、充分地反映在股價走勢當中。除非存在市場操縱，否則投資者不可能通過分析以往價格獲得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另一派當然就是有效市場假說的反對者。

 

他們反對的理由也很簡單：首先，法瑪的那個“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股票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同時，“有足夠的理性，并且能夠迅速對所有市場信息作出合理反應”的消費者也不存在。

 

　　這一派人聚集在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羅伯特·J·席勒正是他們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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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伯特·J·席勒看來，股市的非理性，是由市場的缺陷和人性的缺陷共同塑造的。

“投資者的情緒、媒體、專家疊加成為市場情緒，與股價變動形成反饋環。最終形成泡沫。”因此，我們應該牢記，“股市的定價并未形成一門完美的科學”。

　　他在書中提出了制度和心理的“自我實現”。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政府就會出臺種種刺激政策，從而喚起人們投資和消費的熱情，當這一行為被認定為趨勢，那么市場就會轉熱。而在熱度越來越高的時候，恐懼就會累積，甚至美聯儲主席的一個新名詞，就能造成市場的動蕩。但是，在泡沫破滅之前，沒有人能夠定義泡沫。悲劇往往在喜劇的高潮時刻出現，反之亦然。

他寫道：“導致人們行為的大部分想法并不是數量型的，而是以‘講故事’和‘找原因’的形式出現的……如果你聽見賭博者的談話，就會發現他們通常是在講故事，而不是評價事件發生的概率。”

　　在寫《非理性繁榮》一書的時候，席勒還做過一個小測試，他通過郵件的方式隨機向147個人發出了一份問卷。在問及“股市是不是最好的投資場所”時，76%的人表示“非常同意”，20%的人表示“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人數加在一起只有2%。

　　席勒對股市的下跌判斷由此而來，這符合巴菲特的那句名言，投資人應該“在貪婪時恐懼，在恐懼時貪婪。”

　　《非理性繁榮》成為一本研究股市波動及制度分析的經典之作。席勒在書中，先是從結構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和心理性因素三個方面，對現代股票市場自創建以來的上漲與下跌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繼而對有效市場假說理論進行了辯駁，最后，對“新千年初期的股市”做了展望，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議。

　　在2005年的修訂版中，席勒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領域，新增了關于房地產市場分析的章節，他指出，當時的美國房產市場的繁榮隱含著大量的泡沫，房價可能在未來幾年內下跌，而這種“非理性繁榮”的源頭，是現有金融體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

　　在修訂版出版的一年多后，由房地產泡沫破滅而引發的次貸危機真的如期而至了，羅伯特·J·席勒的預言再次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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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席勒出版了《金融與好的社會》（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一書，它可以被看成是12年前《非理性繁榮》的續篇。

　　在這十多年里，美國股市先是收復了全部的失地，并創造了新高，然后又在2007年再度泡沫破滅，接著又實現了穩定和反彈。在兩個周期的大波動中，市場和政府監管當局展現了全部的智慧、無知與不平等。

　　席勒分析了活躍在資本市場的所有參與者的角色、責任與合約缺陷，在他看來，目前的金融秩序其實無法化解非理性所帶來的風險。他建議設立一個包含各種風險信息并能夠對其進行及時處理的數據庫系統，構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在這個“超級大腦”的幫助下，反映所有的風險，并從此創造出新型金融工具。

　　在席勒看來，只有通過這樣的金融創新，才可能實現金融民主化，從而分散風險，讓每一個普通公民都能享受商業進步的紅利。

他感嘆說：“金融應該幫助我們減少生活的隨機性，而不是添加隨機性。為了使金融體系運轉得更好，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其內在的邏輯，以及金融在獨立自由的人之間撮合交易的能力——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席勒于201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幾乎沒有什么爭議。不過讓人非常意外的是，與他一起得獎的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居然是尤金·F·法瑪。

　　一向不茍言笑的瑞典皇家學院用這樣的方式，與經濟學界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它大概是想表達一個意思：你們都說得太有道理了，但是迄今，你們似乎都沒有改變如此混沌的世界。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