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這次壽光洪水，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似乎已不再重要，當前來看救災和重建才是當務之急。然而，地方政府的治理問題，的確應該引起深思。因為這事關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一、天災人禍，質疑重重

　　壽光洪水泛濫，大片農田和村莊被淹。中國的菜籃子遭受重創。據說直接損失達到上百億元。壽光市委書記在新聞發布會上失聲痛哭。“勤勤苦苦走過半生，今夜又重新走進風雨”。十幾年的發展成果，可能真的要“從頭再來”！

　　作為一個北方縣區，全國500強，中國的菜都，壽光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缺水干旱狀態。這次洪水，媒體上說是二十年一遇，實際上至少是四十年一遇（本人的老家就是壽光，非常熟悉情況）。為什么今年會遭此極端天氣？有人說是臺風三連擊，有人說是河道淤積阻塞。但不滿和質疑情緒開始彌漫，坊間的觀點認為此次壽光水患，是天災，但主要是人禍。

　　網友們列出了很多事實和數據，有些網友甚至用衛星地圖來證明這次災禍的“不可思議”。同時也有官方專業人士用翔實的數據和技術模型，來為上游三個水庫和政府的水務管理辯解。輿論稍稍平息，但依然有政府不解釋難以平息質疑的幾個疑問。而且，那“9999間被毀房屋”的臨界數字，巧合的讓人苦笑不得。山東人實在純樸的性格，反映到官場上就有點魔幻和荒誕了。

　　一是在暴雨集中降水之前，壽光河段上游三個水庫依然鎖閘蓄水，似乎沒有相應重視天氣預報的臺風警告（有個水庫泄了一點），沒有為即將到來的極端降水釋放足夠的蓄洪空間。原因何在？網友各種猜測，有人說這幾年上游幾個縣區關著閘不放水是為了制造下游的水源緊張而賣個更好的價錢。上游地區水資源霸權主義自古以來有之。壽光歷年向上游水庫買水倒是不爭的事實。

　　二是等到降水量集中暴增的那幾天，壽光上游的三個水庫卻幾乎同時大面積泄洪，根本沒顧忌下游河道的承受能力。于是有人質疑，難道水庫的功能只有抗旱？而且三個水庫，難道不能依次彼此調節著釋放洪峰？給下游一點平滑過渡的空間？這方面，“專業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但好像說服力不夠。畢竟，在整個水道上，受傷的只有下游。

　　第三，也是最為吊詭的是，壽光被淹以后，有數據顯示三個水庫都還遠遠沒有蓄滿（數據來自知乎網友，未加證實）。于是有些控制不住情緒的網友認為這是上游縣市的“惡意泄洪”？拿壽光的生命財產安全開玩笑。這種說法有點過激，但也要理解災民當前的處境和心情。畢竟事實是諾大的河段只有壽光承受這次大災；沒水的時候花錢買水，水來了就被淹，擱誰都受不了。我所熟知的一些鄉親，拿出全部積蓄并借款建菜棚，一個大棚需要投資30多萬。視頻上絕望的菜農看到被淹的大棚哭喊“這可要了我的命了！”，這是一個家庭的破產，情緒并不夸張。

　　情緒最后終究要平復。那么事實到底是什么？恐怕還要等官方專業客觀的調查報告。但是，一個事實可以確認的是，對壽光水災第一時間報道的，并不是官方而是諸多自媒體。

　　二、背后的反思：公共資源稀缺和地方財政緊張后的治理難題

　　政府主要的職能之一，是用好財政和行政工具，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優勢，處理和解決自然災害等緊急問題。因此一定是社會公共利益導向而絕不能是經濟利益驅動。

　　壽光水災背后反應的一些問題卻絕非如此簡單，需要深刻反思。過去幾年，長時間處于缺水狀態的壽光，一直靠購買上游地區的水來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作為一種公共自然資源，如果供給充分無過高的采集處理和運輸成本，自然應該免費使用。但近幾年，北方地區持續干旱，各地的生產生活用水都變的緊張，水資源變得越來越稀缺。稀缺性帶來商業化。加之壽光大力發展蔬菜經濟，需要大量的農地用水。于是，上游水庫縣市也就坐地起價向壽光地區收費放水。壽光人也只能無奈接受。稀缺制造沖突，市場是解決這個沖突的一種方式，倒也不是不行。

　　然而，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間的公共資源霸占和地方保護主義就很不應該了。輕一點的說，是地方政府經濟錦標賽的一種表現形式，各地類似各國，也類似企業。比如臨朐是水資源大國，壽光是蔬菜農產品大國，臨朐向壽光賣水“分享”經濟500強縣的發展成果，畢竟大棚蔬菜是高度人工澆灌依賴的。壽光權衡利弊，也愿意拿出一部分財政購買。正常年景，可以通過這種交易結構平安度日。

　　問題出現在發生極端情形以后，地方政府之間的治理機制不僅沒有發揮有形之手統籌協調的作用，反而在以鄰為壑的地方保護主義中，讓社會承擔治理機制之殤的成本。說深一點，嚴重一點，是地方政府的治理體系出了大問題：不同地方之間，聯合生產公共產品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如此，甚至制造互相制造外部性，讓社會和環境承擔風險外溢的成本。

　　財政問題是根源。當地方財政緊張之后，可能會出現一些基層權力機構為了賺錢濫用公共權力的問題。不該忘記歷史，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發生治理危機的教訓，皆來自地方和基層權力機關的失調和濫用。尤其是，當財政出現緊縮的時候，基層權力可能會大肆透支社會穩定的成果，甚至掏空中央政府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穩定秩序。不到十年前突尼斯、埃及等國家的社會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財政緊縮后中央放權讓基層自尋出路，比如警察濫收保護費打死研究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小販，引致全社會動蕩。

　　例子舉得可能有點極端，但是也不得不說這次水災埋藏著社會的質疑和怨憤。死了不少人，很多家庭財產被毀，舉家負債修建的大棚和養殖場等毀于一旦，很多地區十幾年勤勞辛苦的勞動成果被大水沖走。如果這次水災的原因跟社會溝通解釋不好，責任追查不到位，是要埋藏隱患的。地方政府想到的肯定只是一時利益和當地任期內的維穩及自己的烏紗帽，極端情況下難免視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態于不顧，這就希望中央政府參與進來并主導處理，站在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長遠角度去思考問題。治大國如烹小鮮，不能胡來。

　　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處理并追責，是有足夠的理論依據。政治學理論告訴我們，統一國家的作用就是內化不同地方之間的沖突，從而將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甚至，中國的國家起源途徑之一，就是來自于組織大型水利治理工程。堯舜禹上古時代，黃河各段是不同的國家（部落）占有，由于各部落只為了自己的利益，發生災害后或是以鄰為壑行成互害模式，或是各掃門前無法形成共同治理，總之就是類似囚徒困境無法形成集體理性。國家統一以后（一開始是部落聯盟），不同河段國家的沖突就可以內化，靠統一指揮和調度，基本上可以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規模效應，以及解開囚徒困境的枷鎖。

　　理解到這一層，就應該明白這次水災，需要做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救助，還有地方政府治理機制的修復和完善，以及災區群眾集體心理的救治以平息社會大眾的質疑。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誠然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修復，但政府的聲譽和治理危機，以及更深層次的體制原因，則需要更加科學的公共管理方式和方法。比如建立和完善更加友好和注重互動性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等等。

　　三、延展的思考：山東經濟“東北化”的困局與重生

　　拓展一下視野到整個山東經濟的現實困境。近幾年，山東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人甚至稱山東將成為第二個東北。山東經濟東北化，區域性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山東省政府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18年春節后第一個工作日，就召開萬人大會，開啟轟轟烈烈的新舊動能轉換工程。

　　有形之手開始發揮作用。動員會之后就要安排落地執行。首先成立了由400億政府引導基金杠桿撬動的，共接近6000億的專項基金。各地項目也開始紛紛論證上馬，一場熱火朝天的與經濟周期宿命抗爭的群眾戰爭似乎已經打響，一些效果也逐漸顯現。畢竟，如果任憑市場經濟的演化，恐怕好幾個省委書記任期內都難以走出舊周期的困境。責任是誰的？任期內的都不愿意擔吧。

　　人定勝天固然豪邁，但經濟工作不是戰爭和救災，首先需要分析和診斷癥結所在，尊重規律對癥下藥，否則又是一場只留下過剩產能和天量地方債一地雞毛的大躍進運動。問題的根本癥結出在哪？可能就出在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社會目標、財稅偏好和服務能力，與新周期和產業調整的要求不相匹配。官本位，大國企，民營企業歧視，缺乏創新精神等老問題就不談了，在這里只談談基層或縣域政府的公共治理與新周期培育的關系問題。

　　我們在這里的觀點很鮮明：最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本身。具體來說，就是地方政府——穿透到縣級和鄉鎮級別——的財政管理和行政服務的效率問題。對比一下南方一些推進新舊動能轉換比較成功的省份，無一不是去政府和國企中心化，實現民營經濟分散化分布式發揮動能的經濟模式。

　　新舊動能轉換的出發點，首先是行政體系的新舊動能轉換，政府自己完成了自我革命，由強勢政府轉為有為政府，最后轉到有效政府、無為政府，讓企業家站上經濟發展的舞臺，政府官員慢慢變為麥田的守望者，只負責保證規則的執行和應對緊急事件。

　　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老祖宗早就說明白了。然而，做他人的供給側改革容易，做自己的供給側改革難。倒逼式改革的悖論，本人在兩年前就已經撰文分析了。（請參閱《打破改革的悖論更需頂層設計的智慧》）

　　現在用一個禪宗的公案來說明。一個小和尚跟師父說，有些習慣明知不對就是改不了。師父讓小和尚拿起一個茶杯，然后往里面倒開水，不一會小和尚就燙的把被子放下了。師父說，放不下是因為還不夠燙。倒逼式改革難改，是因為還沒到最難的時候。然而，師父不能保證的是，在倒開水的過程中，杯子不會不會因為太燙被扔到地上摔碎？也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這次壽光洪災，進一步讓人擔心縣域政府的治理難題。中國經濟的新周期，固然離不開大城市的資源集聚和增長極效應，然而整個地區的新周期崛起并持續下去，還是以千百個基層區域經濟為基礎。如果縣域之間地方主義嚴重，例如面對洪災，不是統一的水務管理而是以市場交易和以鄰為壑為主要手段，那大國經濟的規模效應何在？如果進一步鄉鎮和農村治理江湖化甚至黑社會化，哪家新興企業敢來投資？對于山東，越來越多的資源向政府、國企和體制內集中，都想做市場的甲方，那么誰來撐起新動能發展的大任？何況財政的負擔越來越重，向新動能和社會保障投入的資源將會越來越少。這難免是個惡性循環。

　　這次壽光洪水，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似乎已不再重要，當前來看救災和重建才是當務之急。然而，地方政府的治理問題，的確應該引起深思。因為這事關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