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中國的基尼系數，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基尼系數為0.16；2003年已經升至0.458；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65，在2005年達到0.47。

　　另外，越南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絕對差距用最富有的20%和最貧窮的20%來代表，雖然這一差距持續加大并相當可觀，但是比中國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范圍要小得多。1993年，越南最富有的家庭人均支出是最貧窮的家庭的5倍(200萬盾比40萬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價格計整整相差160萬盾)，這一比率在2004年也僅升至6.3(550萬盾比90萬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價格計整整相差460萬越南盾)。

　　越南快速經濟增長和迅速減貧之間相對強的減貧模式，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許多高速增長的國家，窮人的收入增長從未超過平均增長水平。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而越南不僅創造經濟增長奇跡，也創造了把不可能變為可能的“利于窮人的增長”奇跡！這一結果改寫了減貧率與增長率不可能相等，更不要說減貧率大于增長率的預言。

　　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新世界酒店，十分熟悉中國和越南發展情況的世界銀行學院高級經濟學家王燕對記者說，假如中國收入不均等越來越厲害的話，一個百分比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減貧就會越來越小。

　　她說：“中國改革初期減貧很快，特別是1984年之前，大部分農民脫貧是在1985年以前完成的。但是中國到90年代以后，特別是1993年之后脫貧的速度就下降了。就是說，經濟增長很快，但是減貧速度的曲線基本上是平的，減貧效果大不如之前。但是越南的情況不一樣，一個百分比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減貧率很大，貧困人口曲線急劇的下降。”

　　公平秘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毫無疑問，消除貧困或者持續的大幅度減貧在沒有較高的人均GDP增長的情況下是難以實現的。越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以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實現相對快速且持續的增長，1993至2004年間，越南GDP年均增長7.7%，人均GDP年增長6.2%，這是越南迅速減貧的主要推動力。

　　但是現在幾乎可以達成共識的是，大多數人已經放棄“GDP的增長能足以減輕貧困”的觀點。因為曾經被推崇的“滴漏理論(Drip-Down)”在實踐中幾乎沒起過作用，“滴漏效應”不僅與富人的增長聯系在一起，更像是富人大餐之余留給窮人的殘湯剩飯，而且窮人的收入增長速度慢于平均的增長。

　　從統計角度來看，專家們從技術上將下述兩種減貧效應區別開來：一種是在收入分配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增長變化而帶來的減貧效應；另一種是由于收入分配變化而帶來的減貧效應；在實踐中，越南不僅保持增長貧困彈性系數的不斷提高，而且不斷地改善窮人的分配方式，這是越南能夠實現有利于窮人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

　　越南是如何做到成功實現利于窮人的增長的呢？又是如何做到讓經濟增長更直接地使窮人受益的呢？為什么越南經濟增長帶動減貧的指數會放大？它的政策原因是什么？這要歸功于越南有利于貧困人口的公共支出和財政轉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