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孫雷

　　“如果有一天，中國的13億人中，有6億生活在北京、上海和重慶，結果將會怎樣？”8月23日，“動感韓國”中韓政策論壇上，韓國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委員長成炅隆對聽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成炅隆并非在危言聳聽，韓國正在直面這一空前嚴峻的挑戰。首都圈匯聚了占總數50%以上的韓國人口，承受著房地產價格上升、環境污染、交通停滯等許多壓力；而地方老百姓們則陸續離開故土，地方逐漸失去活力，惡性循環正在延續。

　　困境面前，韓國政府開始推進一系列第二階段國家均衡發展政策，以此來促進民營企業的區域投資以及地方經濟的活躍發展。

　　據成炅隆透露，國內外企業若投資到首都圈以外的地方城市，可以享受大幅減免法人稅、賦予城市開發權等優惠待遇，內含多種支援方案。

　　“漢江奇跡”下的“不均衡怪圈”

　　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在工業化過程中采取勞動要素投入、國家主導型成長戰略，在超短時間內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漢江奇跡”。

　　1960年，韓國的人均國民所得(GNI)僅有155美元，1980年這一數據增長到1599美元，2005年則達到16457美元。45年里，這一數字增長了100倍以上。

　　然而，這種成長戰略也伴隨著首都圈一極(首都圈為主)集中型的不均衡發展。“集中開發首都圈等特定地區和特定領域，導致首都圈的過密和非首都圈的停滯。”韓國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政策研究室長金東柱坦率地說。

　　這一不均衡發展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國家人口日益集中在首都圈。韓國統計廳一份最新資料顯示，首都圈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已經從1960年的20.8%上升為2006年的48.7%，而按照這一趨勢，到2011年，韓國首都圈的人口數將達到并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與此同時，地方的人口則在不斷削減。

　　成炅隆分析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是首都圈優良的就業、教育、醫療、文化環境；同時，100%中央行政機關、85%的主要公共機關、91%的百強企業都集中在圈內。“首都圈發揮著從全國吸引人口的黑洞作用。”

　　而這，則帶來了“高費用-低效率的國土結構”所導致的成長極限問題。

　　一方面，首都圈人口的增加，造成土地、住宅費用、租賃費用、工廠建設及運作費、生活費等生產要素費用劇增，各種交通、環境、健康費用上漲，從而會給新增投資和外國投資造成重大障礙，最終導致

　　另一方面，地方上相對有利的低費用條件得不到充分利用，從而發生“效率性損失”。

　　在成炅隆看來，這種怪圈的影響“不僅在于地區之間不均衡的深化及其國民整合的弱化，而且還威脅到國家的發展潛力，使大韓民國實現跨入發達國家之列的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

　　多核型、創造型的均衡發展戰略

　　挑戰面前，韓國政府希冀通過均衡發展政策，消除首都圈人口過密狀況，促進地方的發展，從而增強整個國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從這點來看，均衡發展政策可以理解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國家再次騰飛的戰略。”成炅隆如是說。

　　作為韓國均衡發展政策的制定者和實踐者，成炅隆的大思路是，通過地區的內生、內包的發展實現自立發展，最重要的是追求創新型發展戰略，通過全國各地區有特色的發展和跨地區發展，擴充整個國土的增長動力、發展潛力，推進積極的對外開放和全球化。

　　按照這一思路，韓國政府從2003年起出臺了國家均衡發展政策，試圖建立多核型、創造型的均衡發展。

　　2003年3月，韓國建立了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2004年4月，制定了國家均衡發展特別法；同時完成了均衡發展5年計劃，并設立特別會計。這樣，就從組織機構、制度和計劃預算方面構建了推進的基礎。

　　為了壯大地區內部的自發性發展力量，韓國政府努力培養地區內部的創造力和創新力，主管地區內部創新事業，實現人才、技術、產業相結合，集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力量積極扶植地區戰略產業。

　　與此同時，為了建設僅次于首都圈的多數強有力的地區發展極，韓國政府將中央行政部署以及政府下屬178個公共機關轉移到地方城市，以此戰略積極推進行政中心綜合城市建設與創新城市建設進程。

　　上述措施已經初見成效。據金東柱介紹，韓國首都圈之外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從1999年的53%下降為2002年的51.3%，到2005年，這一數字已經恢復到了52.6%；地方上的出口比率也從2002年的60.9%上升到67.2%，而2000年，這一比率僅有55%。

　　第二階段均衡發展新攻略

　　“韓國政府日前已經邁開了第二階段國家均衡發展政策的步伐。”“動感韓國”中韓政策論壇上，成炅隆對外宣稱。

　　韓國政府將以推進第二階段國家均衡發展政策為契機，來促進民營企業的區域投資以及地方經濟的活躍發展。

　　這個政策的宗旨在于“創造利于企業發展、利于人民居住的好地方”，企業和人是政策的重點。

　　金東柱提到，關于第二階段均衡發展政策構想是，企業部分：集中解決企業在地方投資時的三大主要障礙，即，稅金、人力資源和土地取得問題，實施諸如減輕法人稅、提供雇用補助金和優先支援外國勞務者、擴大租賃型產業園區的供給、賦予城市開發權、允許總額出自限制制度的例外適用，以及支援各個企業量身定做型的服務等政策；

　　在人的方面：擴大提供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如居住、教育、醫療和福利部門的公共服務基礎，建設地方轉移企業全體員工田園住宅小區、提高外語教師的數量、擴大開放型自律學校、給予地方大學基金稅制上的支援、建設地方國立大學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金東柱坦陳，韓國政府在致力于發展地方經濟的時候，也在考慮財政上的分權問題，但現階段，他們的思路則是把財政分權暫時放在后面，理由是沒有財政的中央集權，國家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就難以實現。

　　而成炅隆則指出，韓國政府傾注心血推行的國家均衡發展政策將最終目標放在“加強全國所有地方的產業自力更生能力上，使所有地方都發展到能與世界交流和競爭的階段”。

　　成炅隆提醒中國同行，韓國的做法或許會對中國有所啟發，而中韓兩國的區域均衡發展方面的交流、合作，對兩國未來的發展將“非常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