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養老改革啟示：確立了三支柱體系
養老改革曲折路
德國改革之所以被民眾接受，要追溯德國的一個基本理念：社會伙伴。雇主、工人和國家是伙伴關系，有責任共同保證養老體制的健康運行
在首都柏林中心的亞歷山大廣場，每周一的晚上6點都會舉辦一場規模不等的示威活動。人們抗議著六年前已基本完成的社會養老改革，即便這場改革目前已初獲成效。分析認為在即將進行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如果表現不佳，與這場由社民黨所力推的改革脫不了干系。
但德國得以在橫掃歐洲的債務危機中獨善其身，擔當著歐洲經濟的發動機，這場十余年前開始的改革功不可沒。
德國是現代福利制度的搖籃，西歐福利國家的模式皆以此為源頭。19世紀后期，當時的首相俾斯麥頒布一系列法律，保證工人能夠安然度過病患、失業或年老等人生的脆弱時刻。從享受著最優厚福利的國家，轉身為削減養老福利的先驅者，甚至成為寥寥無幾提高退休年齡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反對聲音之大可想而知。即便如此，德國這一次改革雖經數輪才得以完成，期間也少不了妥協，但終究將改革完成。
目前德國降低了企業對養老金的支付，削減養老金水平，確立起政府、企業和個人各自承擔責任的三支柱體系。而諸多歐洲國家，面對強大的工會壓力和持久罷工，政府往往選擇妥協，改革半路夭折。
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下稱德國勞工部)國務秘書安妮特·尼德弗蘭克(Annette Niederfranked)對《財經》記者表示，改革之所以被民眾接受，要追溯到俾斯麥時期在建立社會福利國家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個基本理念：社會伙伴(Social Partnership)——即雇主、工人和國家是伙伴關系，有責任共同保證養老體制的健康運行。
分階段改革
德國公共養老金制度曾經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福利制度之一。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頂峰，德國一位拿平均工資的普通全職工人退休后獲得的養老金是工資的70%，遠高于美國的40%。
此時一些人口趨勢研究報告為這般慷慨的制度敲起警鐘。德國的生育率很低，在歐盟國家中也居于倒數。再加之不斷增長的平均壽命，人口結構將從2010年開始明顯惡化。到2030年，適齡勞動力人口將從4200萬減少到3300萬，贍養率將從55%幾乎翻倍到115%。
德國采用的是典型的現收現付型養老體制，由在職的一代贍養已退休的上一代，以支定收，基本沒有結余。在這種模式下，115%的比例將必然引發養老金難以持續的財政危機。
尼德弗蘭克對《財經》記者表示，德國從2001年到2004年的這一輪養老制度改革意在讓這套體系與人口變遷相適應，在代際之間取得平衡。
雖然是看到了長期的趨勢所在，但也惟有眼前的急迫感才能讓政客們下定決心，對現有的制度開刀。
與現在德國的無限風光相比，上世紀90年代初剛剛完成兩德統一的德國卻是歐洲大陸經濟發展最暗淡的一塊，統一后十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95%，失業率從1994年開始持續超過10%，最高達到過12.7%，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受到質疑。
1998年社會民主黨的施羅德一上臺，就開始推動德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養老體制改革是重頭戲。時任德國勞工部長里斯特(Walter Riester)在2000年秋天提出了第一份改革草案，經過一年的討價還價在上議院得到批準，但改革的措施已經大打折扣。
“很多具體措施在最后一刻與工會妥協而放棄，因此在縮減開支、降低赤字上沒能發揮太大作用……但2001年的改革卻具有實質意義，強調了降低法定國家養老金比例，加強個人和公司養老金的比重，建立德國養老制度三支柱的體系�！逼绽士松鐣芯克�(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的布斯邁爾(Marius R. Busemeyer)認為。
此前德國養老體系雖然也已經存在國家法定養老金、企業年金和個人保險三個部分，但由于國家法定養老金占到絕對多數，另外兩個支柱，尤其是私人養老保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時德國退休人員85%的收入都來自于國家法定養老金，相比之下英國為65%，美國更少只有45%。
里斯特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將私人部分切實建立起來，他計劃從2008年開始，政府通過減稅或直接資助的方式每年投入200億德國馬克(當時相當于90億美元)，激勵人們最多拿出收入的4%參加私人養老金，同時逐步將法定養老金的比例減至60%。
2001年的改革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勞動者和雇主共同支付的養老金貢獻率上限：在未來20年不得超過20%，2030年不得超過22%。根據德國勞工部在1987年所作預測，如果不進行任何變革，在人口結構變化的前提下，要想讓現收現付的養老體制避免入不敷出，企業和員工共同支付的養老金貢獻率從1990年將持續增長，如果經濟前景不佳，到2030年貢獻率將超過40%，即使是在年景好的情況下，2030年的貢獻率也會超過35%。
尼德弗蘭克對《財經》記者表示，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降低企業養老金繳納比例，“這關系到德國工業的健康”。經過多次調低，目前養老金繳納比例為18.9%。
但2001年的改革并沒有解決養老體系財政長期不可持續的問題。2003年秋天，財政危機再次襲來，養老金赤字達到80億歐元。
此時施羅德政府逐漸站穩腳跟，而且在2001年改革氣氛的烘托下，人們對改革的接受程度提高，施羅德籌措新一輪改革，直接碰觸人們的利益，解決因人口老化產生的養老金寅吃卯糧問題。
實際上在1999年時，就有提議將人口因素加入到養老金計算公式當中，但因受到阻力而遭摒棄。2004年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將這樣一個因子引入。德國通過名為《養老可持續法》的改革法案，引入可持續變量，將養老金的多少與失業率和壽命長短掛鉤。這樣一來，當失業率增加，以及平均壽命預期升高時，養老金就會降低。
布斯邁爾表示，與2001年的質變相比，2003年和2004年的改革從“量上”緩解了養老金資金缺口的問題。接下來，政府將直面提高退休年齡這塊難啃的骨頭。
別無他路
養老金可持續通�？梢酝ㄟ^降低養老金水平、提高繳費比例，或提高退休年齡實現。學術研究普遍認為，提高退休年齡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歐盟委員會早在2006年7月計算得出，如果能夠延遲一年退休，不需降低養老金的水平，養老金開支的削減規模就可以達到將近GDP的1%。
但直到現在，歐洲范圍內提高退休年齡的國家仍然寥寥無幾，各國在動用這個利器之時都格外謹慎，因為憤怒的選民或許就會在下一次選舉中，將推行改革的執政黨選下臺去。
部分原因在于，前兩項政策可以通過許多隱秘的方式實現，例如改變稅收規則。而提高退休年齡最為直接，因此所受阻力也就最大。
根據歐盟委員會在2004年和2005年的研究，大多數歐洲公民更傾向于繳納更高的養老金稅率，或者在退休后少拿一些養老金，而不愿意提高退休年齡，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接受工作更長的年份。
德國在21世紀初面臨的情況是，前兩次改革已經設定了養老金繳費率的上限，以及養老金替代率的最低下限。兩個選項已經用到極致，德國別無他路，提出了推遲退休年齡，成為了歐洲福利改革的先頭兵。
德國經濟決策的核心“智腦”，經濟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呂魯普(Bert Rürup)及其委員會根據財政預測得出結論認為，從長期來看，除了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別無他法。
這一結論得到了當時社民黨政府的認可，但由于近八成的民眾反對，該提議沒能第一時間落實。但2004年頒布的《養老金可持續法》還是留下了機會窗口——每隔四年，聯邦政府將審視是否需要提高退休年齡。
這段時間養老金的另一個財源，國家撥款也受到限制。德國法律規定養老金約20%的收入來自國家財政撥款。從2002年到2005年，每一年德國的債務狀況均超過了歐元區設定的紅線，而當時公共支出的30%都花在了對養老金的補貼上。
十年前德國曾面臨過如今南歐國家所受壓力，實施財政緊縮的壓力迫在眉睫。在2005年議會選舉的選戰中，兩個主要競爭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都強調實施緊縮措施的必要性，承諾不再向公共養老金轉移更多的財政收入——在競選結束后，兩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很快就提高退休年齡達成共識。
兩黨同意2007年完成法律程序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為了減少來自小黨派和民眾的壓力，改革設定了很多過渡性措施，例如已經繳納養老金45年的人群不受此規定的限制，以及為整個改革設定了長達20余年的過渡期。
改革從2012年正式開始，并采用逐步過渡，即將延長的兩年分為24個月。前12個月，用12年的過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增加1個月的工作時間。這樣在2024年即可過渡到66周歲時退休。后12個月分6年過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多工作2個月方可退休。這樣到2031年時即可執行67歲退休的制度。
尼德弗蘭克回顧過去十年的養老體制改革，認為最成功之處，是降低了公共開支的比例，目前政府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是GDP的30%，其中養老金只占10%。
第二個成功之處，則在于三個支柱的建立改變了人們的觀念�！拔覀兊睦砟钍且藗冏约鹤鳑Q定，讓這套養老體系成為一個主動(active)的體系。國家公共保險可以保障基本生活，但如果想過和現在一樣體面的生活，那就需要自己投資或者參與公司的年金�！蹦岬赂ヌm克說。
目前，德國工會基本已經接受了將退休年齡提高，但仍提出了改良意見，其中首推應對從事不同工種的工人實施區別的退休政策。德國最大工會之一金屬產業工會(IG Metall)慕尼黑總部主任穆勒(Wolfgang Müller)提出，對于處在建筑業、裝備線上等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來說，他們無法像白領一樣到67歲才退休，但在新規定下，提前退休實際上就意味著降低養老金水平。據他估算，在改革前藍領工人的替代率超過50%，現在不足40%，未來十年將會有更大的影響。
此外，雖然三支柱養老體系已經建立，但私人養老一環還較為薄弱，不足以填補公共養老金減少所帶來的經濟損失。據估算，到2030年養老金的替代率將從改革前的近70%下降到52%。
德國允許人們自愿選擇私人養老計劃。在2001年進行改革時，德國提出以國家補貼和減稅兩種形式，激勵人們參與私人養老。德國經濟研究院(DIW)在改革推行十周年之際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共有1500萬人參與了私人養老，要比德國當時預計的少了60%。
這其中有德國人傾向于保守理財使然，也有機制設計的不足：要享受到政府的激勵措施需滿足嚴格的條件、保險公司收受的保費過高，以及保險產品收益率過低，導致私人養老金實際參與者能得到的回報率很低。德國經濟研究院在其報告結尾揶揄道，“與其參加政府鼓勵的私人養老金計劃，還不如把錢放在自家的存錢罐。”
尼德弗蘭克總結認為，此后一段時間可能還需要對細枝末節問題進行修改，例如加大對貧困人群的資助，但從大局來看，德國此輪因應人口結構變化而進行的養老金改革已經幾近完成。
與工會決裂？
改革雖然讓德國經濟受益匪淺，但改革的主導者社會民主黨卻由此大傷元氣，與本來的票倉工會組織翻了臉。穆勒告訴《財經》記者：“這一系列改革破壞了工人和資本之間的平衡，工人處在弱勢。因此工人們都認為被社民黨欺騙了，導致現在他們的支持率只有不到30%。”
但即使工會也已經承認在德國提高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原因是這一系列改革確實有助于減輕企業的負擔，提高其競爭力。
在德國人看來，想要解決養老金的問題，良性的就業環境必不可少。更多的人在工作崗位上，繳納養老金，才能進一步穩定養老金體系。
德國改革雖然歷經幾次坎坷，但最終仍得以實現，在歐洲這個福利傳統濃重的地方難能可貴。布斯邁爾以法國等國改革屢試屢敗的經驗作為比較，稱“在德國，沒有哪次養老金改革是完全失敗的，當然政府要進行妥協，但到最后，政府至少可以宣稱取得了部分勝利”。
尼德弗蘭克認為，德國改革之所以能被民眾接受，得益于社會伙伴的基本概念， “其核心在于，不應一味依賴于政府，認定政府有責任保護一切”。
這一理念也反映在德國養老金的管理機構上。與其他大部分國家不同，德國的養老金管理機構德國養老保險機關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rman Pension Insurance Institutes，德語簡稱VDR)是一個自治機構，由工會和企業各自選出一半的人選組成，養老金管理上的決策都由這個聯合會作出，政府在聯邦層面和州層面只負責這些決策的執行，以及日常工作。
在德國企業內部，這樣的理念也同樣存在。任何一個上市的德國企業或有限公司，都要建立一個監管理事會，由勞方和資方各占一半組成，企業的重大決定都由這個理事會以共識基礎作出。身為工會代表，穆勒就曾經勸說工人們接受一定幅度的減薪，否則這家汽車廠商在該地的工廠就會遭到關閉。
德國在勞資關系上的處理，是投資德國的洪鋼考慮的一個重點因素：在日耳曼民族的文化中，呈現出制衡和協商的平衡性，既不像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一樣過于強調制衡而失去效率，也不是東亞文化中因太過強調協商，而有對工人利益保護不足之虞。洪鋼是紛美包裝有限公司(00468.HK)主席兼執行董事，在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進行投資。
“在處理現代重大矛盾勞資關系上，德國相對來說是比較中庸平衡的，這是德國模式最重要的東西�！焙殇撜f。
本刊記者王宇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