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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城子
來源:零態LT(ID:LingTai_LT)
4月7日,京東集團宣布,京東集團總裁徐雷出任京東集團CEO,將負責日常運營管理,向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匯報;劉強東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長期戰略設計、重大戰略決策部署、年輕領軍人才培養和鄉村振興事業中。
江湖門派、權利更迭,“二當家”從幕后走向臺前、開辟全新時代,并不只存在于小說,互聯網江湖亦是如此。從老牌互聯網巨頭BATJ(百度、阿里、騰訊、京東),到拼勁十足的互聯網新貴TMDP(字節跳動、美團、滴滴、拼多多)都發生了一個明顯變化:創始人逐漸退居幕后,“二當家”走上“一號位”。
馬云、馬化騰、劉強東、黃崢等曾占據各大財經媒體版面的人物,已經鮮少公開露面和發聲;取而代之的是,張勇、徐雷、陳磊這些大眾相對陌生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掌門人”進行變革的同時,頭部企業也在進行著大大小小的組織調整,試圖通過組織變動尋求權力制衡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這場“一號位”更迭浪潮下,互聯網江湖的一場洗牌正在暗自行進。
京東開啟徐雷時代
“我相信65歲之前應該不會(退休)。”
在2018年初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彼時44歲的京東創始人劉強東在談及自己的退休計劃時,言語間充滿豪情壯志,絲毫沒有“退居幕后”的跡象。他當時應該沒有預料到,半年后的“明州事件”會成為其人生重大轉折,即便正值壯年,也不得不暫時隱退,躲避風頭。
對于京東的大小事務,劉強東此前一直親力親為,外界普遍認為京東沒有“二號位”。
但在2018年京東年中戰略會上,徐雷被任命為京東集團CMO兼任首任京東商城輪值CEO,向劉強東匯報。這似乎意味著京東終于有了“二當家”,而那個人就是徐雷。
徐雷剛剛上任沒多久,就面臨著京東的“至暗時刻”考驗——明州事件讓劉強東名譽掃地,京東股價大幅震蕩,一度創下2017年以來新低。之后,京東在對外宣傳中漸漸抹去“輪值”一詞,直至京東商城升級,徐雷正式成為京東零售集團CEO,帶領京東開啟了絕地求生之旅。
徐雷的成績有目共睹,過去三年,其領導的零售業務連續實現高質量增長:2019年三季度,零售業務經營利潤率增長至3.3%,創上市以來最高紀錄;2021年中期財報顯示,京東零售經營利潤將近60億元。京東股價也從2018年的低點反彈,累計漲幅超過300%。
如果這還不足以展現徐雷的能力,那翻看他的“業績簿”還有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京東618。可以說,京東618是在徐雷的促成下,才做到了今天的地步。
眾所周知,618的前身是京東司慶“紅六月”,但在徐雷看來,“一定要讓消費者記住一個符號。”于是,這才有了后來的618全民狂歡節,也為京東增加了記憶標簽。
即便并非創始團隊成員,徐雷在京東也有十余年時間,擔任過京東商城市場營銷部負責人、無線業務部負責人、京東商城營銷平臺體系負責人、京東商城副總裁、京東商城輪值CEO、京東零售集團CEO等多個重要職務。
或許外界對徐雷并不熟悉,但其對京東的影響不容小覷。
用京東的評價就是:徐雷幫助公司搭建了大市場營銷體系、移動端產品研發體系和圍繞用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平臺運營體系,培養出了多支敢打硬仗、迎難而上的優秀團隊,并為京東品牌的建設和塑造、向移動端轉型的戰略做出了突出貢獻。
阿里巴巴現任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勇,與徐雷有著相似經歷。
這位小個子、有著深酒窩、舉止儒雅的上海男人,雖然也非阿里巴巴創始團隊成員,但卻見證了阿里巴巴從PC互聯網時代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變遷,并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時,張勇還是淘寶網首席財務官,參與設計了淘寶的商業模式;之后,他一路高歌猛進,兼管淘寶商城、創建天貓、打造雙11購物節,幫助阿里巴巴實現從B2B到B2C的轉型。
中間每一步都充滿艱難險阻,僅將阿里巴巴從PC端遷徙到移動端這一個“小關卡”,用阿里人自己的說法,仿佛“在高速公路上將汽車引擎換成波音747飛機引擎”,難度完全超乎想象,但張勇卻總能順利通關,這也為其后來接棒馬云打下了堅實基礎。
2015年,張勇接替陸兆禧,正式成為阿里巴巴集團CEO,做起了阿里的“二當家”。
打江山易,守江山難。張勇走到臺前的這幾年,阿里巴巴可謂內外交困:一方面流量紅利逐漸消失,公司急需找到新的增長曲線;另一方面,外部新興企業來勢洶洶,在電商、本地生活等多個戰場威脅著阿里巴巴的地位;再加上內部員工的作風問題頻被質疑,壓在張勇身上的膽子只重不輕,頻頻需要他親自出面穩定大局。
給70后張勇制造壓力的其中一人,就有拼多多聯合創始人、現任董事長兼CEO陳磊。
這位與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并肩作戰13年的戰友,此前一直負責技術工作,為黃崢的想法提供切實的技術支持和后期落地,鮮少走到臺前。2020年,他從黃崢手中接過CEO權棒,一年后又出任董事長,順利完成了從“二當家”向“一號位”的角色轉換,也開始頻頻出現在大眾視野。
據悉,上任后的陳磊將拼多多的戰略目標聚焦在農業領域,本人也長期在各大農產區調研,扎扎實實打牢農業基本盤。
另一邊,近兩年飛速發展的字節跳動也完成了“一號位”更迭。接替張一鳴出任字節跳動CEO的人是,其大學舍友、相識17年的合作伙伴——梁汝波。從有限的公開信息中可以知道,梁汝波自2009年起就與張一鳴一起創業,主要從事技術工作,負責字節跳動早期多個重要產品和業務,包括今日頭條、頭條號、廣告系統和用戶增長系統等。不得不承認,這位低調的“接班人”也有兩把刷子。
不同于徐雷和張勇職業經理人出身,在打完天下后一步步走到權力中心,陳磊和梁汝波是與創始人共同開天辟地的一群人,只是從幕后走到了臺前。需要承認的是,無論哪個類型的互聯網“新掌門”,都在上位前立下了汗馬功勞。
即便此前鮮少站到聚光燈下,一旦提起屬于他們的成績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足以令人信服。
互聯網不迷戀“人治”
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這屆互聯網“新掌門”不似“前浪”一般,時常指點江山、發表激揚文字,低調成為了他們共同的行事作風。
曾經崇拜的個人主義之風早已隨著時代變遷,煙消云散;互聯網大廠的組織制度建設,在新的歷史階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互聯網江湖,阿里和騰訊是繞不過去的兩座大山。阿里已經完成了“一號位”交接,騰訊卻沒有任何動靜。不僅如此,騰訊創始人馬化騰近幾年來更顯低調神秘,無論是外部高端公開會議,還是內部公司年會,大多處于缺席狀態,就連媒體也很少能捕捉到他的行蹤。
即便沒有加入這場“掌門人”變革風潮,2018年騰訊卻在組織架構上做出了巨大調整,外界稱作“930變革”——將原有七大事業群(BG)重組整合,新成立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馬化騰說,這次的調整是一次面對未來的進化,是騰訊邁向下一個 20 年的主動革新與升級迭代。除此之外,騰訊還首次對外宣布成立技術委員會。
這次變革除了在連接人、連接數字內容、連接服務的基礎上,彰顯了騰訊推動由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升級的決心,也讓那個嚴重依賴“人治”的騰訊,內部協同效應有了極大提升。
據騰訊首席運營官任宇昕回憶,早前他接手MIG(移動互聯網事業群)和OMG(網絡媒體事業群)時都屬于被動式。這兩個事業群,或多或少存在“負責人離職或換崗、業務也面臨大挑戰”,但更多的問題出在內部:原有的“各業務線獨立發展的機制”難以形成合力,沒人站在內容的全局去思考更大戰略。
全新的組織架構下,騰訊從需求和服務出發,將散落在不同BU的業務聚集到一起,打破了過去各個BU獨立發展、相互割裂的局面,形成各個產品間的協同合作。競爭對手面臨的壓力也在增加,從過去只需要與一個產品PK,到如今面對的可能是兩個甚至多個騰訊產品一起角逐,稍有不慎就會敗下陣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個事業群之外,騰訊還成立了技術委員會,由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技術工程事業群總裁盧山和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兩名騰訊總辦成員牽頭,幾大事業群的技術負責人悉數進入技術委員會的決策圈。
從這個架構不難看出,技術委員會突破了事業群限制,也摒棄了“一人專權”的情況,能夠幫助騰訊在推動業務全面上云整合的過程中,更好實現“拆墻”與“融合”。
即便在事業群內部,也不是由單一個人拍板決策。調整后的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算得上夯實騰訊業務最多、規模最大的部門,涵蓋了新聞、長短視頻、影業、動漫、信息流等多個業務。
作為PCG總裁,任宇昕在團隊治理方面并沒有過分凸顯個人權力,而是與PCG八位副總裁(VP)建立了高管合伙人制度,以集體的形式為事業群成敗負責。“實行合伙人制度后,會議上大家討論得很厲害,這還是過去很長時間沒有的。大家雖然吵,但是共同面對挑戰、共同制定目標的氛圍已經形成。”任宇昕說。
有了騰訊在前面“打樣兒”,其它騰訊系企業也紛紛開始效仿,通過搭建新的組織架構來取代“人治”,實現對公司的有效管理。
在徐雷接棒劉強東,成為京東集團董事長的同時,京東也形成了成熟的決策機制。不再是創始人獨裁專制,而是由各業務板塊、職能體系負責人組成的戰略執行委員會(SEC)和集團幾十位一線業務部門負責人組成的戰略決策委員會(SDC),對公司日常大小事務管理決策。
按照京東的說法,經過兩年多的磨合和運轉,公司已經形成了良好的集體決策和快速響應機制。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各大巨頭發展進入成熟期,互聯網不再迷戀“人治”,不再過分崇拜領導人,而是選擇擁抱制度、下放權力,通過盤活員工內生力來推動企業發展。
下半場的較量
隨著“掌門人”更迭、新的管理制度出臺 ,互聯網江湖格局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1年一季度我國互聯網上市企業運行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21年一季度,我國11家企業上榜全球互聯網企業市值Top 30;市值Top 10的互聯網企業占全行業比達80.3%,十家企業市值總和為150580.3億元;騰訊控股與阿里巴巴分別以49467億元和40328.3億元市值排名第一、二位,第三到第十位的企業依次是美團、拼多多、快手、京東、百度、貝殼(KE)、網易、京東健康。
而據多位業內人士稱,對私募股權投資者來說,截至今年4月,字節跳動的估值接近4000億美元(約合25728.40億元)。
從這個排名可以看出,曾經的互聯網第一梯隊(BATJ)已經重新洗牌,百度、京東在這些年的競爭中與阿里、騰訊徹底拉開了距離,互聯網新貴字節跳動、美團、拼多多來勢洶洶,對老牌巨頭形成了不小的沖擊。
電商領域,拼多多的出現,不僅打破了二元對立格局,更是挑戰著阿里的龍頭位置;本地生活服務賽道,美團已經完全超過餓了么,具有絕對優勢;短視頻和直播風口的興起,“后來者”字節跳動在電商和本地生活領域也展現出了極大潛力。
互聯網下半場的較量中,大廠“一號位”正在變得不再性感,張勇、梁汝波、陳磊、徐雷等60、70、80年代的“掌門人”同場競技,一場跨越年齡階層的比拼正在上演。秀的不再是他們的口技和公關能力,而是戰略眼光、對業務的布局,以及對公司組織和文化的思考。
他們高喊“科技助農”“共同富裕”,阿里計劃2025年前累計投入1000億元,騰訊首期投入500億元,拼多多設立100億元農業助農專項。鄉村振興背后,農產品現代流通體系打造、農村消費升級,都是行業未來爭搶的“新高地”。新掌門面臨的考驗只增不減。
有人將這場互聯網改革比作“砸核桃”,改革者需要不斷讓各個層面的參與者嘗到甜頭,才能實現改革的目的;“核桃仁”就是那勝利的果實,但要想砸開堅硬的外殼而不影響果實的完整性,談何容易。值得慶幸的是,多個二當家順利上位,這不只是觀念的進步,而是組織體系架構和時代的進步。
一個時代已經落幕,新的時代正在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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