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晨

　　清華大學近日發布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報告顯示，2021屆畢業生中，清華大學簽三方就業畢業生總數為3669人，前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體制內單位就業的人數占比為69.9%，較2020年上漲5%；同時，選擇自主創業的畢業生相比2019年比例下降近一半。北京大學去年6月曾對高校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樣本量超過2萬人，統計結果顯示，已確定工作單位的畢業生中，到體制內單位（國有企業、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入職的高校畢業生占49.3%，接近一半。

　　整體而言，畢業生就業方向上這幾年確實呈現對體制內工作的偏好。這是否代表了求穩已經成為年輕一代人的主流心態？

　　我并不希望這個判斷成立，因為這與我們對Z世代（95后、00后）的觀感有很大的差異。Z世代是非常自主，非常多元的一代人，他們對自己要求很高，對外部環境、一起工作的同事乃至領導要求都很高，他們也是會為了自己追求的目標不斷尋求改變的一代人。如果說清北畢業生代表了Z世代中佼佼者，為什么他們的集體選擇卻是加入以穩定著稱的體制內？

　　對此，我有兩點推斷。

　　推斷一，是不是人力資源市場出了問題了？人才在產業間的大幅度轉移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美國過去20年就發生了“最聰明大腦”大規模遷移的案例。20年前，藤校畢業生的首選是華爾街，華爾街的量化轉型甚至吸引了大量的“火箭工程師”，很多人詬病大學培養的高精尖人才不務正業。可是在過去20年，硅谷超越華爾街成為最主要的人才聚集地，甚至選擇金融賽道的人，硅谷的投資公司都比華爾街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和“錢景”。

　　不過請注意，這是一個市場需求改變人力資源配置的正常案例，因為對大多數年輕人而言，追求更有潛力的發展機會，追求更優渥的薪酬，是畢業找工作的要義。即使整個市場不景氣，頂級名校畢業生仍然是市場上被追逐的對象，擁有很大的選擇權。在一個開放競爭的人才市場，針對頂級名校畢業生的校招一定是成熟的私營企業、互聯網大廠（當然去年可能有點特殊）或者具有潛力的“獨角獸”激烈爭奪人才的市場。難道市場失靈了？

　　如果市場沒有失靈，就引發出我的第二個推斷，除了顯性的薪酬和發展機會之外，其他隱形的因素成為年輕人選擇職業更為重要的砝碼。

　　在市場中握有選擇權的清北畢業生，如此高比例地選擇了并不是薪酬最高、發展潛力最大的體制內工作，不禁讓我們擔心，年輕人對未來是不是產生了更為悲觀的判斷？他們的風險偏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或者說“長安居不易”，他們為了在大城市待下來，承受了過高的壓力？除了穩定之外，加入體制內或許可以更好地解決住房問題，獲得更優厚的醫療保障，甚至未來的社保和養老金也更有競爭力，這些是初入職場中的年輕人已經開始考慮的重要砝碼么？

　　如果這樣的選擇傾向在年輕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則需要給以極大的關注，因為它對中國未來經濟的多元發展，都會帶來潛在的風險。

　　風險之一是人力資源的錯配，如果過大比例的年輕人選擇體制內，一定會帶來一系列不同領域人才的失衡。未來的人力資源市場是多元又多變的市場，需要在國有和私營企業之間，成熟企業和創業企業之間，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相對均衡地分配。七成清華畢業生選擇體制內，比例顯然過高，也意味著私營企業、創業企業所能吸引到的頂尖人才要少很多。

　　風險之二，從人才流動的角度來看，選擇體制內作為職業發展的起點，不利于未來推動人才的跨界流動。體制內的穩定性和按部就班并不適應這種流動性，體制內目前仍缺乏吸引職場中層（mid-career）加入的機制。未來更加成熟更加多元的經濟，需要人才在區域和行業間的流動，而名校畢業生也只有在更頻繁的流動中才能抓住成長的機會。

　　針對這種潛在人才錯配的風險，政府可以有所作為。從邁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視角，政府在招聘公務員的過程中應該更強調人才匹配度。公務員每年動輒千里挑一的錄取比例，不斷抬高了加入公務員的門檻。短期改變畢業生考公熱很難，但可以考慮效仿美國的平權措施（AffirmativeAc－tion），給予貧困地區的畢業生和名校之外的大學畢業生一定公務員錄取比例。

　　最后，我還想給年輕人一則建議：在劇變的時代，只有擁抱不確定性，才能求得確定性。擁抱不確定性是創新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求得的確定性，才是多元的發展機會和更茁壯的成長。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