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文

　　祝劍秋的尷尬源于高校辦企業的弊端，蔡天的尷尬源于“小家族”管理結構無法滿足有超前意識的職業經理人的需求。

　　承蒙編輯錯愛，一向自認是旁邊人的本“弓子”現在要開“彈”了。

　　“旁邊論彈”今天先彈的就是總裁。

　　第一位尷尬的總裁是方正科技的原總裁祝劍秋，在方正干了九年，在內外交困之際終于遞上了深情的辭職信，方正集團“順水推舟”同意。第二位尷尬的總裁是聯邦制藥的原總裁蔡天，其實早在幾個月前就被免職，只是“南方某都市報”(有人這樣貶稱，我用只是想表示謙虛)獨家披露才被業界廣為知曉。

　　祝劍秋的尷尬在于：自己面對北京裕興這幫“不善”來者辛辛苦苦組織資金保衛方正集團的發言權，甚至冒險避開層層審批手續安插未來的支持者，孰料“官大一級壓死人”，提前成了“無業游民”。蔡天的尷尬就復雜多了，他在聯邦制藥干了七年，老板就是親叔叔。聽朋友說，蔡天沒有祝劍秋走得瀟灑，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老板“缺席審判”的，他是從公司的網絡上和最基層的工人同時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是總裁的。不提他和叔叔的恩恩怨怨，即使不是叔叔的公司，七年的血汗和淚水澆鑄的青春年華，多少割不斷的情愫突然被一“網”免職決議強行抹去，而且蔡天還不能喊冤，無法辯白，他怎能否定自己做過總裁的公司？

　　祝劍秋的尷尬源于高校辦企業的弊端，高校對企業的管理沒有走出知識分子經商的“理性誤區”————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做決策總喜歡先尋找“理應如何做”的條條框框，然后要收拾那些直面市場的“違規者”，哪怕這種違規還沒有造成損失。高校管理等級森嚴的觀念加上知識分子“理應如何做”的條條框框就構成了一個“大家族”管理結構，企業的激勵機制，運作機制和管理機制都顯得刻板，所以“市場敏感性”被大大削弱了。

　　和祝劍秋相比，蔡天的尷尬則源于“小家族”管理結構無法滿足有超前意識的職業經理人的需求。兩位總裁就這樣變得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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