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個因素是日本的財政政策。從數據上看，日本政府的總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增長很快的，日本的國債余額對GDP的比是發達國家中較高的，但事實上日本政府用于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力度是很小的。原因在于，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人口迅速老齡化，這使得政府在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領域的社會支出大幅增長。我一位研究日本經濟的同事告訴我，假如把這部分的支出刨除，那么余下的部分占GDP的比重在過去十幾年間基本是穩定的，并沒有大幅度的增長。這也就是說，日本政府的財政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的力度上，十幾年都沒有變，危機前和危機后也沒有太大的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并沒有充分利用財政政策去反向調節經濟周期。

　　由于有了日本的前車之鑒，因此現在美國沒有重復日本之前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為激進的策略。從這點出發，我覺得美國重演日本那種情形的概率看起來并沒有那么大。

　　《21世紀》：您認為現在美國采取了有別于當時日本的政策，因而重蹈日本覆轍的幾率變小了，但2000年美國網絡股泡沫破滅之后，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聯儲也是為了避免經濟衰退而實行了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這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增長，但也引起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最終引發了今日的危機。那么您又怎么看這點呢？

　　魏尚進：今天有很多人把危機怪罪于格林斯潘時期的低利率政策，事后看來，格林斯潘當時的貨幣政策有沒有問題呢？有，但其問題并非是過于寬松，因而導致了通脹，這個問題并沒有發生，問題出在資產價格上。就像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一樣，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物價的穩定，在這個前提下去發展經濟，而忽視了資產價格里面的泡沫問題。

　　這里涉及一些學術上的爭論，就是央行是否有能力識別資產泡沫？不一定。當資產價格在上漲的時候，這個到底是不是泡沫呢？三年之后也許比較容易判斷，但當時很難。既然央行無法有效地識別資產泡沫，因此有些學者就主張央行不要去管資產價格，比如現任美聯儲的主席伯南克過去就專門寫過這方面的論文，他用模型來討論貨幣政策是否要考慮資產價格，他的結論是不需要。伯南克的文章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很多贊同這一觀點的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引用伯南克的論文。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贊同伯南克的這個主張，例如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切凱蒂(Stephen Cecchetti)，就寫過文章認為央行需要考慮資產價格的問題。伯南克的那些文章是七八年之前寫的，現在危機爆發了，我想現在可能大家也認識到，央行需要適當的考慮資產價格問題了。

　　《21世紀》：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是否需要考慮資產價格的問題，這在學術界的確存在爭論，但從實踐中來說，資產泡沫的嚴重后果早就在日本出現過了。1980年代后期，日本央行之所以敢大規模放松銀根，其關鍵原因也就是通脹率較低，但當時日本的資產價格節節攀升，最后達到了非理性的程度。而泡沫的破滅最后給日本帶來了“失去的十年”。難道伯南克等一流的學者，之前就沒有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什么嗎？

　　魏尚進：日本在1980年代后期的確出現了地價和股價高速上漲的現象，我記得當時很多日本朋友告訴我，他們那邊的地價又漲了多少多少。當時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東京皇宮附近的土地價值已經等于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地價總和了。你要知道，加州是很大的一個州，而且經濟實力非常強大。東京的一小塊土地和加州的地價總和相等，這怎么可能合理？這本來應該是一個警鐘，但當時日本人很自豪的說我們東京的一小塊土地就有這么高的價值，這已經不是寸土如金了，而是寸土如鉆石了，講完后哈哈大笑。等日本人認識到資產價格太高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后來日本泡沫破滅，對其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一直綿延至今。從美國的角度來說，雖然現在美國比較重視日本這一階段的經驗，但在過去，美國一般是不太重視其他國家經驗的。

　　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的看法是搖擺不定的。我記得1980年代初，很多美國的商學院在談日本經濟的時候都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那時候美國很流行一本名為《日本第一》的書，作者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的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美國人當時熱衷于討論日本戰后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這有點類似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情形。當時日本的普通民眾和公司都非常自信，美國人也很怕日本人，所以在商學院討論的時候，只要提到日本就會說你看日本公司的治理結構多好,它們可以有長遠的眼光，做長期投資，而美國公司往往受制于公司股價的短期波動，因此其戰略目標也比較短視。

　　但日本資產泡沫破滅之后，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的萎靡，而美國經濟卻欣欣向榮，結果這些美國的商學院又馬上把之前的那些案例反過來講，開始大談美國經濟的靈活性，資本市場可以通過股票和期權等方式來激勵職業經理人進行創新等等。

　　簡單說，美國經濟比較好的時候，美國人是不喜歡看別國經驗的，美國人在此次危機爆發之前對自己的經濟體系很有信心，覺得自己的體制充滿了彈性，是不會干日本那種傻事的，因此你可以想像一下，他們過去怎么會重視日本的經驗？

　　經濟刺激方案有結構性問題

　　《21世紀》：您之前提出，短期內美國經濟的走勢將與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有很大關系。那么從現在已經公布的信息來看，您怎么評價這個方案？

　　魏尚進：實際上，即使沒有經濟刺激方案，奧巴馬本身也會加大對新能源、教育和扶助貧困家庭等領域的投入�，F在無非是發生了經濟危機之后，奧巴馬順水推舟，把這些內容也放入了刺激方案中。從這個角度出發，奧巴馬自己也知道，這個方案里并非所有的部分都是用來刺激經濟的。

　　具體來說，減稅現在是刺激方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很多人認為減稅對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可能并不會很好。原因在于現在民眾和企業對經濟缺乏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把減稅獲得的資金存起來，而非用于消費和投資。這樣一來，減稅相對于政府支出來說，可能產生的新需求會更少一些。由于目前的方案中有三分之一是減稅，因此這方面的效果可能不甚理想。我想奧巴馬本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從政治角度來說，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即使無法達到完全滿意的效果，他也還是會去做的。

　　關于政府支出方面，我覺得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刺激方案中政府支出的項目分為三類，一是乘數效應比較大，效果比較快和好的，二是效果中等而見效慢的，三是乘數效應很小，基本上屬于浪費的項目。對于政府來說，比較容易操作的是類似于修路這樣的項目，但這個到底對經濟的刺激效果有多快？現在還不得而知。

　　這里要談一下美國的政治體制。因為只有了解美國的政治體制，你才能明白為什么刺激方案要這么設計。按照美國法律，這個方案要生效就需要提交給國會兩院表決通過。這意味著你需要在參眾兩院爭取到法定的足夠票數才能確保方案過關，但每一個議員都是各地的選民選出來的，他們需要從這個方案中去找一些內容以向家鄉選民有所交代。所以盡管總統可以從全局出發提出這么一個方案，但國會議員往往會力爭將本選區選民的利益訴求在方案中有所表達。于是總統為了讓方案可以在國會順利通過，也會盡力去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使方案能夠在最大范圍上爭取議員們的支持。所以方案中很可能涵蓋了很多效果不一定最好、但政治上又必不可少的內容，等于說政治現實使這個方案天生就帶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21世紀》：您剛才說民眾可能把減稅獲得的資金存入銀行，因而會削弱刺激方案的力度。我記得過去采訪您的時候，您曾經提到過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意思就是假如民眾預期今天的減稅會以明天的加稅作為代價，那么減稅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以此而論，那是不是意味著奧巴馬在減稅方面的政策最后可能毫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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