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利的創新工具，致使創意過人的華爾街投行經理與全球市場產品部門制造出非透明且難以再定價的CEO(債務抵押債券)、CDS(信用違約掉期)、MBS(房屋貸款證券化)等金融衍生產品而誤導全球市場。

　　其實，次級貸款在美國很早就存在了，為何會至今才釀成全球性危機呢？關鍵在于許多人都高估了流動性的可持續性與貨幣在社會總流動性中的比重，而忽略了其中隱藏的結構性風險(包括杠桿作用、流動性風險與定期評價等)，這些風險若同時激發、相互糾纏，流動性便會突變逆轉，投資者便會遭受巨大損失。這就是造成全球動蕩的“工藝鏈”。

　　五、“標準鏈”：失信的評級機制

　　失信的評級機制，縱容美國貌似權威的三大評級機構管理層取悅華爾街金融玩家，幫其產品打上AAA印記。由于評級機構管理層的薪酬是由那些創造復雜衍生品的金融大師支付的，評級機構投其所好勢在必然。事實上，如果沒有標準普爾、穆迪等給出的AAA通行證，那些保守型的銀行與基金絕對不會入局。當然，這些評級公司在每筆次級貸款債券生成的評級中都大賺其錢，被人們賭咒為金融忽悠的同謀，客觀上成為失準的“標準鏈”。

　　六、“控制鏈”：失當的監管結構

　　失當的監管結構，表現為一些金融專家企業化(喪失公允)、一些經濟學家商業化(喪失獨立性)、多頭政府監管亡羊補牢(喪失預警性)。

　　金融專家與經濟學家一旦企業化、商業化而失去公允性與獨立性時，就會變成為了短期利益而“唱多”或“唱空”的逐利者，不可能再發揮“明察秋毫”的作用。

　　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融合失調也是造成金融體系崩潰的重要因素，前者的投機與后者的保守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在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衍生品市場之間聯動性增加以及金融機構交易聯動性增強的條件下，監管的思維與手段本應相應變化，如固守舊規，即使不出次貸危機，也會出現其他危機。而多年來，美國金融機構監管的是套利而不是風險，嚴重喪失了監管職能與風險控制。

　　貪婪與投機歷來是華爾街的行為習性。華爾街傳奇的金融家利昂·利維在2002年總結美國科技泡沫與亞洲金融危機時，以《華爾街精神》一書揭示了華爾街精英的系統性行為問題，該書序言第一句話就言：“華爾街要為很多惡行負責”。他還預測了這些惡行的后果：“一旦政府支持下的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或者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這樣的巨頭不幸栽倒，很多大型金融機構都會輪番遭殃。這一切都讓美元的持有者心懷忐忑。”

　　全球經濟失衡與金融異化的格局，在造就華爾街人才濟濟的同時，也釀成了華爾街在激勵體系、傳銷體系、創新體系、評級體系、投資體系與監管體系上的系統性失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在總結華爾街行為缺陷時一針見血地指出，“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并不是金融市場的第一次失算。美國金融市場似乎每隔十年都會發生一次大事”。

　　只不過這次華爾街百年一遇的危機，確實標志著金融精英的操守、倫理、價值、文化與知識技能應當作出相應的轉型。

　　盲從華爾街的“陷阱”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人才引進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我們也將繼續努力引進更多人才。但在引進人才中，也要注意發揮其長，而不是相反。

　　比如德隆事件，這一中國金融史上的一大教訓，其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追隨華爾街的投行職業經理、金融分析師、產品設計師與高級行銷師等。唐萬新整天熱衷于同華爾街人士在一起，應用“金融煉金術”打通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通道，華爾街投機與中國式賭性結合，制造了德隆這一“雷曼投行模式在中國的翻版”。

　　再如我國第一只QDII基金——華安國際配置基金，總發行額為1.97億美元，其基金投資顧問、擔保人、票據發行人均為雷曼兄弟的各類子公司。該基金在2006年爭奪QDII第一單鏖戰中的主要策略就是引進海外人才，聘用的高管都是華爾街相關人士，這也是華安選擇雷曼為交易對手、投資顧問及擔保人的主要原因，而風險也就此埋下。

　　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必須有開放的眼光，但是盲目追求超常規發展，而對超常發展中的系統性風險視而不見，那就會像華爾街精英的系統性錯誤行為一樣，影響金融業的穩定與安全。這對我國金融軟實力建設其實是一大“陷阱”，現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時候了。(作者為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教授)

    新浪聲明：本版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僅供投資者參考，并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