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經濟有條件長期保持“高增長低通脹”格局，但仍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

　　（一）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對“高增長低通脹”的穩定性將有可能產生影響

　　一方面，世界經濟波動、特別是美國經濟如果出現劇烈波動，對中國經濟增長將會產生不利影響。世界經濟從2002年進入新一輪增長期以來，已持續5個年頭快速增長，成為戰后世界經濟周期史上較長的一次長周期擴張。從趨勢看，在經歷了一個增長周期后，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日益增大。世界經濟波動、尤其是美國經濟如果出現較大波動，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態勢將難以持續。其一，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流動性過剩嚴重，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和某些地區的金融危機，而規模巨大的短期投機資本的活動將可能影響全球經濟的平穩運行。其二，日趨惡化的全球經濟失衡對經濟增長和世界金融市場已構成了威脅。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經濟減速對中國經濟將帶來三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影響中國出口減速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二是美國經濟減速帶來的美元貶值以及可能降息等因素，將會促使國際游資繼續流入中國，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和中國資產膨脹的壓力；三是經濟減速背景下，中國巨大的經常項目順差會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敏感，貿易摩擦加劇，匯率升值的政治壓力進一步增大。因此，美國經濟的走勢是影響未來世界及中國經濟的最大變數。另一方面，國際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供給緊張程度加劇，其中主要是石油價格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對“高增長低通脹”的穩定性可能產生影響。本輪經濟面臨的最大通脹壓力將是來自能源和基礎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一方面，國內經濟擴張特別是工業建筑業等的擴張力度比較大，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以石油、鐵礦石等為代表的國際市場能源和基礎原材料價格上漲壓力很大，必然會傳導到國內，推動國內價格上漲。因此，未來國際油價存在較大變數，再加上其他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升，將成為通脹的主要壓力，這對我國“高增長低通脹”穩定性可能帶來不利影響。

　　（二）農業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糧食供給短缺或嚴重過剩，都將會對價格總水平產生不利影響

　　從以往歷史看，我國每輪通脹或通貨緊縮均是由于糧食及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所導致的。因為糧食在居民消費價格（CPI）中的權重較大，糧食價格的上漲或者下跌均會引起整個價格總水平的波動。從長期來看，我國農業及糧食價格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速度加快，我國耕地面積將會繼續逐年減少，糧食繼續大幅增產的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入世后國內糧食價格受國際糧食市場價格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隨著玉米、大豆等從傳統糧食產品變為重要的能源替代品，糧食需求明顯增加，全球糧食供需矛盾明顯加大，糧食及農產品價格有可能呈長期上升趨勢，這將會影響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的波動。如果國際糧食供求一旦出現緊張，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投機因素將會進一步推高糧價，使糧食及農產品價格波動加劇，進而引起國內糧價以及整個物價總水平上漲，最終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風險。不過，從長期趨勢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價格一直呈下降趨勢，期間一般4至5年就會出現一次小幅波動。此外，隨著居民、尤其農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糧食需求量也將會有所減少，如果不出現大的自然災害，我國糧食供求關系也有可能由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轉向供給相對過剩。總體來看，中長期我國農業及糧食和農產品價格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上漲壓力大于下行壓力，對CPI的影響不容忽視。

　　（三）流動性過剩及產能過剩是影響短期和長期經濟運行的兩大不穩定因素

　　普遍認為，我國有可能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面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流動性過剩對經濟將會造成兩種截然相反的效應：一種情況是流動性過剩導致貨幣信貸增長過快，使經濟增長面臨一定的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幾年貨幣信貸快速增長，經濟增長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增大；流動性過剩不僅引發實體經濟投資強勁擴張，同時也導致資產泡沫化發展，即以房地產、股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過度膨脹，資產價格領域集聚的通脹風險日益增大，如果調控不當，泡沫一旦破裂，對金融系統以及整個經濟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另一種情況是流動性過剩導致投資過度增長，產能過剩矛盾加劇，經濟增長同時也面臨通貨緊縮的風險。本輪經濟擴張由于商業銀行信貸投放沖動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相結合，推動固定資產投資連續5年保持在24%以上的高速增長，投資率不斷上升，由此造成產品供給增長速度明顯快于需求增長速度，產能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雖然國家從2004年就開始采取措施重點治理鋼鐵、水泥等部門的投資增速過快問題，但去年以來，隨著部分基礎原材料產品價格回升，投資增長再度強勁反彈。近兩年大量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將會在今后不斷釋放，如果流動性過剩局面得不到有效緩解，投資長期擴張勢頭得不到控制，使產能過剩從某些行業擴散到更多行業乃至全社會，將會隱藏更大的產能過剩和通縮壓力，而且持續時間越長，經濟越有可能進入一個較長時間的調整期。

　　（四）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阻礙經濟增長和價格機制的形成

　　一方面，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以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導致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突出表現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及房地產投資熱方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業是整個投資高增長中各個產業鏈條的總牽動和總引擎，其所創造的巨大的投資需求直接引導著市場對產業鏈中上游領域如鋼鐵、水泥等進行高投資，而市場追逐利潤的特性不僅造成我國經濟粗放式增長，而且還導致投資波動加劇，嚴重影響了整個經濟的平穩運行。中短期內，在我國財稅體制尚難發生重大改變以及現行干部考核制度和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下，投資大幅波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這對保證宏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將會帶來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資源性產品及要素市場價格改革滯后。目前，我國一般性商品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資源性產品和要素產品市場化改革進展十分緩慢。長期以來，我國資源性產品價格水平明顯偏低，不能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不僅導致了資源浪費和粗放型經濟增長，而且還導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擴大了貿易順差，增大了

人民幣升值壓力；另外，包括土地、資金、勞動力在內的要素價格長期被嚴重低估，這是導致投資過熱以及貿易順差過大的重要誘因。

　　市場化改革滯后已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增長和價格機制的形成，因此，迅速推進財稅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將是下一步改善

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不過，從理論上講，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將會構成一定的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釋放出部分隱性通貨膨脹。這就取決于改革的力度和時機的把握，如在有通貨膨脹預期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改革，就有可能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發生；反之，如在通貨緊縮預期的情況下，充分考慮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的同時，穩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則可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這也有利于經濟繼續保持“高增長低通脹”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