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駒：生態學者，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學、生態學和可持續發展。 鄧聿文：法學碩士，副編審，供職于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社，本報特約供稿人。□ 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中國的環境問題到底有多危險

　　主持人：最近，由無錫太湖藍藻爆發引發的環境問題，再次向世人敲響了警鐘。而在德國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上，有關氣候與溫室氣體減排的話題，也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那么，中國的環境問題目前到底是一種什么狀態？對經濟發展構成哪些制約？

　　鄧聿文：太湖藍藻爆發等近期發生的幾起環境事件，以及本次G8會議議題，都從環境的角度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里，我想首先要說的是，一個長期靠輸出生態資源，靠高消耗、高成本，高環境破壞來維持的高增長經濟，是一個自殺式經濟發展模式。對于環境問題，現在我們再也不能坐等到出了無法挽回的環境災難之后，才想到要去治理環境、改善環境，否則就來不及了。

　　如果說世界的環境問題十分復雜，那么中國的環境問題則更為復雜。中國的環境問題呈復合型、壓縮型、結構型特征。發達國家上百年逐步出現、分階段解決的問題，在我國最近的20多年發展過程中集中爆發。而中國解決環境問題的時期，正好又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環境問題都將十分突出。

　　僅從溫室氣體排放和大氣污染對中國造成的環境破壞看，情況也是非常嚴重的。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透露的數字，199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40.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004年則達到了6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0年間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長了20億噸，年均增長率約為4%。而另有資料顯示，我國1/3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癥。

　　有人計算2003年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而根據世界銀行按照目前發展趨勢所做的預計，2020年中國僅燃煤污染一項導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高達3900億美元，占當前國內生產總值的13％。

　　總之，氣候變化和環境破壞對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技術自主創新、森林資源的保護和發展，以及農業、水資源開發和保護等領域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提出了長期的挑戰。

　　孫家駒：分析中國環境惡化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是由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惡化。中國經濟近幾十年來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隨之高速增加。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在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此，這一階段我國所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十分沉重。

　　二是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兩者的沖突導致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的惡化尤為明顯。

　　三是人口眾多加劇了環境和資源的壓力。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龐大的人口數量及快速的增長，對環境造成有巨大沖擊，也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四是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形成惡性循環。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

　　概括起來說，中國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環境代價是不小的。

　　鄧聿文：中國環境的惡化，除了孫老師講的上述因素外，還與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政策和資源定價問題十幾年來沒有多大改變有關。

　　從體制看，環境系統的整體性與行政系統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區利益、部門利益之爭，以及現行經濟政績的攀比機制，使這種矛盾加��；從政策看，在各項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和經濟政策之中，尚未考慮環境因素，體現環境成本，杜絕破壞性的開發建設，甚至將環境因素排斥在經濟發展之外；從資源使用和定價看，資源初級產品價格相對偏低，環境等社會公共產品可以免費索取。

　　企業生產成本中的環境成本不完全，這種環境無價、資源廉價的局面不僅帶來了浪費和效力的低下，還鼓勵了粗放型的生產消費方式，環境破壞和補償機制也就無從談起。

　　環境綜合治理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

　　主持人：從兩位介紹的情況看，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不小，應當引起國人的高度重視�，F在的問題是，該怎樣對環境進行有效治理，遏制環境不斷惡化的趨勢呢？

　　孫家駒：中國環境污染的嚴重，不在于經濟的高增長，而在于這種高增長是用一種粗放的消耗資源透支環境的方式實現的。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在不同發展階段強度不同，呈現出一種倒U字型的變化，也就是拋物線。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排放強度是增加的趨勢，實現工業化以后就開始走下坡路，開始減少。

　　另外，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達國家是處在產業鏈條的高端，服務業發達、高科技發達，相應地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對小一些。而中國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所以，發達國家不能一方面享受中國廉價產品的好處，一方面又要求我們放低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不公正的。

　　不過由此也可看出，中國減排的正確解決之道首先是節約。要節約，就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化節能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導向，加大依法實施節能管理的力度，加快節能技術開發、示范和推廣，并充分發揮以市場為基礎的節能新機制，提高全社會的節能意識。節約的另一面還要調整能源結構，盡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

　　其次，優化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合理布局，發展循環經濟，推廣清潔生產，從源頭上控制環境污染。既能高耗能產業是產生污染的主要來源，我們就不能僅僅為了利潤而大力發展，應該也必須降低高耗能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形成一個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產業體系。

　　除此之外，實施重大生態建設和環境整治工程，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規劃和推進環境建設，特別是要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和村容村貌，加快環境科技創新，提高我國環境保護的科技含量，等等，都有利于推進我國環境的治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鄧聿文：要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減少環境污染，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快推進中國能源體制的改革。《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中國將適時推進天然氣、水、熱力等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方案，征收燃油稅等，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

　　積極穩妥地推進能源價格改革，逐步形成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污染治理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建立有助于實現能源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的價格體系，既是中國改革過程一個關鍵的環節，也是用市場化的機制來治理環境。經過近30年的改革，目前中國一般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資源產品價格存在的主要問題，則是不少資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以及環境治理成本。要素的價格雖然從本質上說決定于其稀缺性，但在實際中，往往是通過市場機制，即競爭來實現的。只有在競爭性市場形成的要素價格，才是其市場均衡價格。

　　以此觀照，中國的要素市場由于受到政府管制，這種管制又是通過國有壟斷企業體現的，沒有經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因此它的價格就不是市場均衡價格。政府出于某種需要，既可以把它賣得很貴，也可以把它賣得很便宜。而要形成一個競爭性要素市場，競爭者就必須是產權獨立、互不隸屬的。換言之，只有造就足夠的、產權相互獨立的競爭者，資源價格才能實現真正的市場化。

　　所以，對于資源價改和燃油稅改革等，不論我們采取什么方式，前提是要形成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沒有這樣一個市場，資源價改可能會變形成為壟斷者的一場盛宴，反而有礙企業的節能減排。

　　國家意志與公眾參與共同作用才能還我青山綠水

　　主持人：在環境問題上，除了行政、經濟、法律手段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更直接有效地防微杜漸呢？比如公民如何來參與環境保護？

　　鄧聿文：為什么環境保護要強調公眾參與，這是因為環境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公眾事業，公眾不僅擁有保護環境的較強動機，而且也是權力尋租無法突破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參與環保是防止發生類似無錫太湖藍藻爆發這種環境事件的有力利器。

　　近年來，從松花江水源污染到無錫太湖藍藻爆發，幾乎所有的環境災難，其背后都與當地企業活動不受約束、公眾無權監督公共決策密切相關。比如，太湖的污染，已經不是一日兩日了，但在輝煌一時的“蘇南模式”光環下，地方媒體一直視而不見、集體失聲。

　　要加強公眾對環保事業的參與，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加強環保意識，樹立“人人有責，從我做起”的環保觀念，每個人都有義務來保護我們共同生活的家園；另一方面，在環保制度的建設中，公民的參與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并通過制度和法規予以保證，如建立公眾聽證制度。凡是涉及生態環境的建設和開發項目，都應召開公民聽證會或專家論證會，廣泛聽取非政府組織、專家和民眾的意見。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的項目，一律不得上馬，以杜絕在發展的名義下肆意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現象。

　　目前，公眾參與環保還面臨著一系列制度上的挑戰，表現在：一是公眾缺乏對相關利益事務的知情權益，這樣就造成了公眾對涉及利益的事務和基本情況盲然不解或知之甚少，從而對公民在維護自己基本權益方面形成了盲區。二是公眾缺乏對重大項目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的參與權益，以及對重大項目實施過程的監督權益。三是公眾缺乏對重大事件的求訴權益，他們不能夠及時將自己的求訴要求和建議反饋到相關的政府部門和機構，這樣就有可能造成信息不暢通和公眾的非理性行為。

　　在公眾參與方面，還要強調各種民間環保組織的作用。民間環保組織是公眾自發建立的環境保護組織，他們天然地和公眾具有密切的聯系，公眾意見的表達功能和環境治理的監督功能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民間環保組織來體現的。

　　總之，在保護環境方面，公眾參與是與政府平行的一個主體。如果我們把屬于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把屬于媒體的權利還給媒體，把屬于專家的權利還給專家，積極地推進公眾的環境參與，何愁環境不能變好，大地重新成為青山綠水呢？

　　孫家駒：除了公眾參與外，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意志和力量也很重要。環境問題的實質是人與人的利益沖突，這種沖突來自自然環境承載力的有限性與人類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天然本性之間的矛盾。當一部分人過度使用環境（例如超標排污）的時候，其他人使用同類環境資源的利益就受到了擠壓或損害，環境問題就出現了。從這個角度看，環境問題表現為人與人的利益斗爭，是一個政治問題。

　　既然是政治問題，就需要通過政治的方式來解決。這就必然要發揮國家的作用。也就是說，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取決于國家的意志。國家意志的特點就在于它超越了各部門、地方和個體的利益和意志之上，既是這些主體之利益和意志的合理綜合，又不受其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