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博士最近朋友們都說我瘋了，因為我七大姑的八大舅的十三姨的表侄女在米蘭俱樂部擦盤子，我由此感同身受地為AC米蘭笑傲歐冠賽場而志得意滿、信心爆棚、茶飯不思，如果說這就叫瘋狂，那比我瘋狂的更大有人在。

　　魯迅先生說：“這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雖然萬人空巷、草木皆兵、人頭攢動都可以同時看作奧運或是股市的關鍵詞，但平心而論，眾人競技的體育盛會和全民博傻的金融市場本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密切聯系。饒是如此，“奧運當前股市不跌”之言論近來愈發不絕于耳，能夠將奧運和股市這般玄妙莫測地聯系在一起，讓人不得不感嘆別有用心者的深謀遠慮，或是隨波逐流者的阿Q精神。

　　奧運能否真正構成股市持續走強的中流砥柱？尋覓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要著力于兩者極其有限的聯系點。首先從實體經濟角度看，奧運能夠頂起股市一片晴天的關鍵，在于奧運經濟影響力的大小和方向。如果奧運能夠由“鯰魚效應”而激活一國經濟的潛在增長力量，那么基本面的走強會給股市帶來源源不斷的向牛動力。但問題在于，奧運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成功與否、奧運經濟時序階段效應的方向判斷，都不是奧運之前利用有限信息就能斷然確定的，過早地盲目自信，顯然是不明就里的夜郎自大。

　　作為四年一次的世界體育盛會，奧運會規模宏大，規格甚高，但歸根結底還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工程建設中，資源的配置手段如何，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戰略選擇。在奧運組織者的選擇菜單上，有兩種最純粹的配置手段：市場和政府。選擇市場，意味著奧運會將交給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商人或團體運作；選擇政府，意味著在安排奧運建設中政府將事必躬親地解決所有問題。值得深思的是，兩種資源配置手段都有成功和失敗的先例，在市場一邊，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取得了空前成功，而1996年的

　　北京奧運能否借由資源整合獲得經濟成功，關鍵取決于市場為主導、政府為補充的資源配置方式怎樣和諧搭配，這種資源配置的規模效應在目前看來仍然撲朔迷離。畢竟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之下，政府配置奧運資源存在著可能的“奧運政績”風險，而尚處于深化改革階段的市場配置方式也可能帶來“重短期、輕長期”的“奧運短視”風險。如果因信心爆棚而缺少風險控制的有效手段，奧運經濟演化為透支增長要素的海市蜃樓也并非絕無可能。無論如何，對奧運經濟保有謹慎樂觀的審慎姿態是不失理性的，這意味著至少在奧運周期剛剛開啟之際，便稱奧運對股市形成有效實體經濟支撐稍顯言之過早。

　　其次從行為金融角度看，奧運能夠頂起股市晴天的關鍵在于市場心理暗示的強弱和真偽。如果市場主體在其有限信息集下毫無保留地相信奧運經濟足以形成股市走強的有效支撐，而且股市的確沒有在奧運之前調整的必要，那么無論這種信心在完全信息之下是否“完全理性”，市場“非理性”行為都會形成股市走牛的長久動力。

　　但目下的市場主體并非全然人云亦云、毫無主見。在滬深股市業已不斷沖破歷史新高之際，惴惴不安的市場參與者一邊繼續著一擁而上的羊群動作，一邊在心里打著如何全身而退的小九九。很多人在高喊“奧運力挺股市”口號的同時，也在期盼著別人還有自己相信這一點，但不幸，不可思議的市場走勢和心浮氣躁的市場環境都無法讓任何人真正心安理得地相信這一口號。也就是說，市場的“奧運強勢”心理，追根究底是不確定的，在如此背景之下，作為博弈另一方的政策調控者會如何選擇呢？試想，如果一年之后忐忑不安的市場主體發現他們的不確定心理被證實為是確定的，那么奧運之后調控必將到來也將被同時視作是確定的，那明哲保身的理性選擇正是在調控抑制股市之前盡快鳴金收兵，這反而會導致奧運結束之后，甚至是進行之中或是臨近之時股市預期不可避免的全面看空，進而可能在羊群效應之下引發股市一瀉千里。所以，在市場主體“奧運強勢”心理不確定之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資本市場風險，也許是能夠以最小長期經濟代價真正維持奧運階段經濟穩定的較優政策選擇。畢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將風險控制有意推后的政策努力很可能被市場主體理性利用而導致事與愿違的風險壓抑提前爆發。這意味著奧運對股市形成有效行為金融支撐在變化莫測的博弈環境中有些虛無縹渺。

　　的確，漢城奧運前期，韓國KOSP指數突破700點，全年漲幅高達70%；悉尼奧運前期，標普/澳證200指數突破3300點，創歷史新高。但這也許僅僅是兩種獨立社會現象不期而遇的簡單耦合。從整個奧運歷史來看，并沒有足夠數據支撐“奧運力挺股市”的大膽結論。

　　其實，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