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強勢與悲歌

　　本刊記者：仲志遠

　　“龔家龍實際上濃縮了1980年代至今一代民營企業家的類似經歷”，一名與龔家龍相熟的業界人士向《資本市場》記者感慨，“他們目光敏銳，頭腦活絡，胸有韜略，會經營也擅長周旋于政商兩界；他們一般都具有領袖型的草莽氣質，會籠絡人心并使之為己效力；當然也往往強勢、獨斷，甚至力排眾議，固執己見……”

　　“出身于草根階層的民營企業家往往都具有多面的個性，既洞悉世事又人情練達，能屈能伸而且意志堅定。戰爭年代，他們不是將帥就是英雄；而到了和平年代，他們不是商界巨子就是資本高手……總而言之，他們不是業界翹楚就是天生奇才。以此來觀照那些在各界呼風喚雨的成功人士就很容易找見其中的規律。他們善于利用一切機會亮出自己的能耐，也善于借勢壯大自己，但也可能在陰溝里翻船，就像曾國藩說的那樣：不信天不信地，信的是運氣”，一名擅于觀察的咨詢界人士調侃道。

　　龔家龍最初在江漢平原崛起之時恰恰就是資源短缺的1980年代。他在2005年6月接受記者的采訪時就毫不忌諱自己當年倒騰緊缺物資的業跡，笑稱自己是從“投機倒把”開始創業之旅的。

　　1988年，龔家龍開始組建自己的公司，并掛靠在荊州地區物資局。公司就在荊州與海南之間倒騰緊俏的石油液化氣。這一十分湊巧的掙錢機會讓他闖進了幾大國有石油企業壟斷天下的領域，并且開始面向社會集資槽罐車擴展公司的規模。

　　1990年代初，滬深兩地的證券交易所開始發行

　　“紅帽子”企業就擁有“紅帽子”的便利。“但是，又有哪家企業沒有得到過國家的支持和扶助呢？”2005年7月，龔家龍曾經如此反問過記者。不過，天發石油1996年12月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之后，龔家龍的戰略擴展野心勃勃；在荊州市政府攛掇下，2000年他兼并了1996年5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活力28”集團，是非就開始與深滬股市結下了不解之緣，命運也隨之跌蕩起伏……

　　在產權進退之時

　　“龔家龍應該算是比較具有戰略眼光的一個企業家，騰挪于天南地北之間。1988年發跡于海南的石油液化氣，1992年與東北的幾大石油企業結成聯盟，1994年入駐北京京城大廈設立天發投資控股公司，1996年天發石油深圳上市，2000年取得天頤科技在上海證交所的一席之地，2004年發起300多家民營石油企業成立全國工商聯石油商會，2005年組建長聯石油控股公司，后來成為全國工商聯屬下光彩49集團的股東，跳出國門西進巴基斯坦尋找石油商機……但囿于官本文化的現實以及中國商業文化的局限，這也可能被人看作是眼高手低，——畢竟你想到的未必就能實現；再說，中國一直就有紅頂商人的傳統，看似缺乏獨立人格，其實也是迫不得已；依附于政府既可以大獲其利也難免是非纏身。——行走于政商之間仍然是一種現實策略”，一名業界好友這樣評價。

　　“1990年代末，國內企業改革已經開始了國退民進的趨勢。產權的界定雖然一時難以在企業與政府之間一刀劃斷，但的確有不少人就在官與商之間的身份變換中一飛沖天，憑空身家倍增。在這樣的情勢下，龔家龍不能不為此心動”，一名與記者相熟的企業研究專家分析道。

　　“2001年荊州市政府已經明確的產權界定文件顯然為2001年至2004年龔家龍的迅猛擴張提供了一種動力”，一名為天發資產重組出謀劃策的咨詢人士說，“2001年至2006年荊州市政府的四次紅頭文件使企業產權的變更如此隨意，這絕對是政府方面的責任，而且容易給龔家龍以及別人造成一種政府搶我東西的印象”。

　　2004年，荊州市政府強行將天頤科技劃走讓本來樂見其成的龔家龍大意失荊州。然而這一次轉折也使他的龔家人馬轉移到了北京。憑借多年在石油業界的資歷與聲望，組建民營石油商會就成了他的重頭戲，縱橫捭闔于石油企業、全國工商聯以及海外市場之間。石油商會在2007年1月的調查報告中如此評價：“從2004年至2006年，在創辦全國工商聯石油業商會，組建長聯石油公司和展開巴基斯坦的民間能源外交方面，龔家龍功不可沒。”

　　龔家龍主導的長聯石油開始與全國工商聯所屬的光彩49集團組成戰略聯盟，籌謀在天發集團債務重組完成后，將生物柴油與石油批發、零售等產業鏈裝入長聯石油；再與各地石油企業交叉持股，借助光彩49集團的平臺募集民營石油產業基金，整合提升民營石油企業的力量，力爭與三大國有壟斷石油集團并駕齊驅。

　　“在所有的民營石油企業老總當中，我的思想與見解肯定是老大”，2005年6月龔家龍就向記者作過如此表示�！霸谑�油商會會長的位置上，龔家龍就像在他天發集團那樣強勢顯然是行不通的，不過，哪一家企業的老總又能夠做到完全徹底的民主而不獨斷專橫呢？石油商會是在他天發集團失勢的背景下運作的，如果換作是前幾年，財大氣粗的時候再過分一點都是可以理解的”，陜西一名石化公司的老總評價道。

　　龔家龍因天發集團產權爭執失利而進京再次創業，是在沒有大資本支持的困難條件下開始的。商會的調查報告認為，“兩年多來，石油商會成為會員最多、地方分會發展最快、向國家反映石油業反壟斷意見最尖銳、在國內外聯絡石油界企業最廣泛的大型商會，龔家龍作為會長是功不可沒的。在建立長聯公司的問題上，商會內部出現過不同意見，但作為會員之間的自發組織的投資行為，長聯石油迅速創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使之很快成為民營石油產業反壟斷的旗幟”。

　　2006年4月，在全國工商聯胡德平副主席的主持下，龔家龍率領石油商會開展巴基斯坦的民間能源外交，推動民營石油和能源企業走出國門尋找石油商機；石油商會特為此舉辦了中巴能源論壇；2006年6月，石油商會的部分會員在上海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總統，洽談瓜達爾港的煉化基地事宜；2006年1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期間為中國民營企業投資巴基斯坦的合作項目簽字，“石油商會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調查的結論說，“龔家龍會長在北京的再次創業中，雖然存在一些工作方法上的欠缺和問題，但他對商會的貢獻，對民營石油企業反壟斷的推進，對中巴兩國的民間石油外交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

　　在傳聞與調查之間

　　龔家龍被湖北方面監視居住之后，坊間各種傳聞甚囂塵上。石油商會特別調查小組就各方人士可能的6種猜測進行了調查，認為都有很大疑點，而且“明顯存在辦案不公的種種跡象，懷疑是另有產權爭奪的隱情而先抓人再查證”。

　　一是職務侵占、海外轉移資產、侵吞國有資產等。調查報告認為，“這些罪名將因為當地政府2001年以來所發的四個紅頭文件而產生前提動搖，它將把法律爭論焦點集中于政府與民企的產權糾紛之中，成為爭議很大的罪名”。

　　二是28億多元的銀行債務問題、違法借貸、銀行騙貸與損失責任等。調查認為，“目前的天發集團銀行債務，一半以上是收購兼并時從政府手中帶來的歷史債務，如若深入追究可能涉及很多政府的失誤與問題，與龔家龍無關；而天發集團在2003年的鼎盛期，生產經營急需資金，不會存在違法借貸問題，也不會對銀行進行騙貸。而整個28億無銀行債務的損失責任，很容易轉到政府搶奪產權行為的頭上，龔家龍很難承擔具體責任”。

　　三是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資金占用。調查認為，“由于2004年以后的產權糾紛責任轉至政府，近乎癱瘓的天發集團占款不還，存在著充足的理由。另外，天發集團為兩家上市公司貸款提供了巨額擔保，致使總值8億多元的優良資產被查封、質押和抵押。這些情況證監部門十分清楚。即便如此，2006年10月開始，兩家公司的還款計劃都已送交證監會，而天發石油的還款計劃已獲證監會批準，天頤科技的還款計劃因政府阻撓而晚了十天，但也在12月7日送入，且還款的總資產價值還高于欠款總額。至于大股東挪用資金問題，是全國上市公司共有的現象，不該對民營企業進行歧視性的、不公平的隨意懲罰”。

　　四是虛假財務報表。調查稱，“這個問題應該說是2004年以前的歷史，而在此期間，公司已被證監會查過多次。到了2005年和2006年，兩大上市公司已嚴重虧損，公司報表沒有做虛假利潤的必要”。

　　五是長聯石油欺騙股東集資。調查認為，“長聯石油成立后，各方股東在現金出資上并不踴躍；而到了正式發照之時，所有股東都被正式告知可以退股轉讓。2006年9月、10月間，原有幾個大股東大多提出轉讓，新股東購買股權的價款已經支付。目前，現有股東已進入平穩合作期，公司正在等待光彩49集團的戰略重組。如按商業欺詐起訴，多數法律專家認為十分滑稽，不僅無法定罪，而且很難收場”。

　　六是瓜達爾港開發區的涉外違法問題。調查宣稱，“在石油商會與巴基斯坦的民間外交中，巴方在龔家龍會長的策劃推動下，同意將10000平方公里交給石油商會，建立全面開放的能源經濟開發區。龔家龍從國家建立中東能源走廊的戰略角度出發，認為開發瓜達爾港可以聚合伊朗、沙特與印度的資本，并借此打通中國與中東的能源走廊，改變世界石油的控制格局。因此，未經工商聯及國家有關部門的同意，以長聯石油名義與巴方簽署合作協議。但如果是為此事影響國家安全，應該首先通知工商聯有關領導，不應如此辦案”。

　　調查報告認為，“與上述違法辦案與犯罪疑點相對應，產權爭執的政府方正在緊鑼密鼓地搶奪產權。據我們最近得到的消息，政府已在監視居住地逼龔家龍將產權轉給荊州市建設投資公司，而且開始與銀行直接進行債務重組談判。還有傳聞稱，武漢市政府已接管了與天發集團存在嚴重交易沖突的企業與地產。這些跡象都能清楚反映當地政府對天發產權的青睞，同時不排除有人為掩蓋政府四次搶奪產權造成不利局面的真正原因而竭盡全力將龔家龍作為替罪羊的可能”。

　　平心而論，龔家龍的六大傳聞都有很大疑點，容易混淆視聽。石油商會的調查報告站在其自身的立場上認為，“目前，我國社會仇富心態濃重，懲治民企原罪之風越刮越強，由爭奪產權的一方政府辦案，更有執法不公的可能。為此，這一全國上下人所共知、國內國外高度關注的著名民營企業家案件，應該由證監會與公安部直接辦案，由國家銀監會與工商聯法律部實施資產債務重組，以便公開公正地解決刑事與民事的不同問題，避免利益沖突的黑箱操作”。

　　在政商之間的行走

　　“198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存在以國退民進和國退洋進為標志的兩大路徑，其中的產權變換在收購與兼并行為中與政府的碰撞最為激烈”，一名專事企業并購的劉姓律師對記者說，“產權糾紛的根源就在于大政府時代政府主導了一切資源。純粹的國有企業可以享受到國家政策的各種利好，譬如上繳稅收、上市指標等等，所以只有掛靠國有單位的企業才能得到近水樓臺的便利。到了國退民進之時，產權的界定就成了一大難題�？梢哉f，龔家龍事件仍然是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延續�！�

　　“龔家龍雖然有相當的能耐，其經營的天發集團也曾經是湖北的一桿大旗，但也的確獲得過政府方面的不少扶助。在2001年的產權界定文件里，荊州市政府索要一定的補償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點，至少從表面上來看，龔家龍還是沒有異議的，但2004年的政府官員換屆就推翻了原有的決議，這對于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來說，是不公平的；個別官員的意志凌駕于政府的結論之上實際上就是對政府形象的貶損，而現在湖北省政府出面將龔家龍監視居住又將意欲何為呢？如果真有問題的話，也可以按照先取證調查再拘捕的法律程序來吧”？一名企業研究專家直率地向記者表示他的看法。

　　“天發的債務只有我一個人說得清楚”，龔家龍在2005年6月接受記者的采訪時曾經這樣坦言。“可以說，龔家龍難免有他的個性缺陷，或者獨斷專行，或者恃才放曠，或者對官商之間的利益潛規則領悟得不夠，但這根本不足以影響他經營企業的能力，何況任何一個出自草莽的企業領導者都有他自身的性格棱角呢”！陜西的那名石化公司老總抱怨。

　　2006年12月17日，138家民營石油、成品油經營企業組成的“中國商業聯合會石油流通委員會”在京成立，掛靠在國資委名下的中國商業聯合會。剛剛從工商聯石油商會退會出走的會長趙友山向記者表示，在“和諧石油”的目標下，不會對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構成威脅，同時也希望能早日與外資、國資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其言辭的乖巧，似乎就想體現一種“民不與官斗”的生存智慧。與龔家龍糾結力量西進巴基斯坦的舉動相比，這是否顯示了某種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