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交易案的民事賠償起訴難，給中小股民維權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從投資者層面來看，應盡快出臺內幕交易和操縱證券市場的司法解釋。嘗試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從根本上降低中小股民的維權成本。

　　專欄

　　張煒

　　證監會從重從快處罰“8·16事件”，罰沒光大證券5.23億元，充分體現“重典治亂”的決心，令中小股民拍手稱好。不過，該事件的民事賠償訴訟尚不見進展，首例廣州股民訴光大證券維權案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令中小股民唉聲嘆氣。

　　按證監會8月30日處罰光大證券時的表態，《證券法》第76條第三款規定，內幕交易行為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行為人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對于投資者因光大證券內幕交易受到的損失，投資者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

　　20多天過去了，盡管律師的行動很積極，中小股民也有主動維權的訴求，但進展并不順利。首例廣州股民訴光大證券未獲受理，被拒的理由是番禺區法院認為自己沒有管轄權，此類案件需由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計劃單列市或經濟特區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再看上海首例股民向光大證券索賠案，靜安區法院表示該案件較為復雜，就此案如何受理、審理，法院系統內部正進行溝通研究，需要一點時間。

　　“8·16事件”民事賠償訴訟或“擱淺”或“擱置”，暴露出證券民事賠償遭遇的困境。在證監會尚未公布“8·16事件”的處理之前，就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對民事訴訟的前景表示不樂觀。究其原因，在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下，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的民事賠償只有原則性的法律規定，缺乏具體操作細則。只有虛假陳述已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具有一定的操作性。而“8·16事件”之“罪”被界定為內幕交易，中小股民陷入訴訟賠償卻缺乏司法解釋支持的尷尬。

　　同樣的困境，在國內證券市場并不少見。據相關律師稱，大概有幾十個案件絕大部分因為沒有內幕交易司法解釋，法院最后的判決結果說沒有法律依據，因此敗訴。轟動一時的黃光裕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法院以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為由，在去年12月駁回原告股民的訴訟請求。

　　法律規定應當賠償，監管部門表態支持，可中小股民卻遭遇訴訟無門。這不僅有損法律的威嚴，使相關法律規定成為“一紙空文”，監管部門支持索賠的表態也成為“一句空話”，并且變相減輕了違法者的違法成本。正如知名維權律師嚴義明指出，“法院在認定光大證券構成內幕交易這一問題上已無難度。法院若還以需要前置程序為由拒不受理該案，便有故意維護利益集團的嫌疑。”

　　內幕交易案的民事賠償起訴難，給中小股民維權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從重從快的行政處罰雖大快人心，但不解決受害投資者的損失補償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知道民事賠償沒有可操作性，違法者不具有主動賠償的意愿。針對“8·16事件”，多位律師公開呼吁光大證券主動設立受害者賠償基金，但光大證券置之不理，至今連一個“我要承擔民事責任”的表態都沒有。

　　證券民事賠償成為公認的難題，即便已有司法解釋的虛假陳述類案件，也讓中小股民維權遭遇坎坷。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負責人去年承認，因面臨訴訟成本高、證據獲取難、索賠效率低等現實困難，使得廣大中小投資者運用訴訟維權的積極性不高。

　　上述問題長期存在，市場上要求解決的呼聲不斷，其解決之道也并非沒有國外經驗可借鑒。這種狀況不得到改變，中小股民的合法權益勢必繼續被踐踏，嚴重有損投資者信心。從投資者層面來看，急盼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盡快出臺內幕交易和操縱證券市場的司法解釋。其二，嘗試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從根本上降低中小股民的維權成本。若這兩點取得實質性突破，打維權官司的中小股民才有望不會像“秋菊”打官司那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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