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買賣說起來很簡單：他通過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聽到合肥銀行國庫券買賣價為96~98元，而自己所在的上海則為100~103元，之間有5元差價可賺。第二天，他湊了10萬元，坐火車直奔合肥。他在合肥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后倒給上海的銀行，三天獲利6000元，相當于月工資的100倍。隨后的一個月里，他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占1／7。一年后，他成了楊百萬，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當時上海有關領導的一個批示上出現的。他告訴記者：“當時沒有銀行卡，也沒有100塊一張的大鈔，10塊10塊地扎成一萬，我稱過，一萬塊錢是一斤二兩。”

　　再后來，楊百萬成了中國內地最早的股民之一。很多人分析，除了國庫券的第一桶金，楊百萬并沒有從股市中賺到多少錢，理由是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那家由他和兒子兩個人組成的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四處辦培訓班，賣炒股軟件。但誰都承認，這個上海人確實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代表人物，代表你我這些小散戶們。

　　楊百萬本名楊懷定，二十年后，他給自己的孫子取名楊線(諧音陽線)，小名漲停板。

　　中國與股市握手驚動世界

　　在楊百萬把國庫券炒得風生水起的時候，高西慶、王波明等這些在美國華爾街開了眼界的“海歸”開始在中國折騰起了半官半民的“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史稱“聯辦”。國內的年輕官員們也熱血沸騰，代表人物有宮著銘、張曉彬等，前者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后者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在人民銀行牽頭組成的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小組中，他們倆主持起草了《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股份制改革在艱難起步，在這個中國股市的“嬰兒時代”，人們用復雜甚至是懷疑的眼光審視著剛剛出現的這一新生事物。中國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發展資本市場？

　　這是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1986年11月14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約翰·范爾林先生訪華。鄧小平同志會見他時專門提到了中國也發行了股票。范爾林很興奮，隨即向鄧小平贈予了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按國際慣例和中國禮節，中國領導人也應回贈一件禮物。經再三考慮后，決定贈予范爾林先生一張股票。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陳慕華和副行長劉鴻儒緊急從各地調來了股票樣張，挑來選去，決定用飛樂股票作為回贈。范爾林還專門花2000美元雇了警車到上海靜安證券營業部，去過戶這一張50元人民幣面值的股票。

　　國際社會因此發出了“中國與股市握手”的驚呼。

　　此后，飛樂音響被很多人視為中國的第一只股票。但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第一只真正意義上的股票是深市00001的深發展。深交所首任總經理王健說：“飛樂音響和深寶安發行的‘股票’，既保本又保息，還分紅，還可以退股，這算哪門子‘股票’？甚至連企業債券都不是。深發展不保本不保息，真正回到了‘股票’的原有概念上。”

　　1986年11月，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林訪華。鄧小平同志會見他時專門提到中國也發行了股票，后來還贈送他一張飛樂股票。國際社會因此發出了“中國與股市握手”的驚呼。

　　“不保本就不保本……也算是支援特區建設。”“給國家出力，還要什么利息。”“當代沙奶奶”陳觀玉1990年取出2萬元存款購買深市第一股深發展時這樣回應對股市風險的提示。幾年后，這2萬股深發展股票帶給她超過百萬元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