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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成因
在我國初級的市場環境中，德隆無論是非理性的多元化、非良性的產融關系，還是其試圖通過改變上市公司經營業績來建立控制市場股價的盈利模式、短融長投的投融資模式，無一不與外部環境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直接導致德隆坍塌的資金鏈斷裂更是一個典型的由債權人信心倒塌而導致的流動性危機。德隆長期經營維護的融資平臺信譽掃地，資金鏈斷裂直接引發信用危機，繼而引爆債務危機。
浮躁的公眾輿論環境——當前我國資本市場和輿論環境整體都是非理性的。一方面，德隆得勢時，即使在熊市也被股民大加追捧，昂著“牛”頭高歌猛進；政府、媒體也都對德隆大加褒揚。另一方面，當一家金融機構收貸之后，會有一批媒體關注，媒體對德隆更多的是道德批判而不是量化研究，這又導致了公眾的進一步懷疑，繼而是更多的金融機構收貸和更多的媒體懷疑……這一切最終導致了一個信用危機，從而有了對德隆的恐慌式擠兌，德隆的股價最終因外界的流言蜚語而狂跌不止，市值瞬間縮水。
官商結合的文化環境——目前中國法治和市場經濟規律的缺失，使得中國的商人階層和官員階層關系微妙。為了解決擴張沖動和資金匱乏的矛盾，德隆只能通過非常規的方式進行融資和產業擴張。不論是股權抵押、資產擔保，甚至風險更大的股票質押和私募融資，德隆都必須承受巨大的融資成本。更為致命的是，這條脆弱的融資鏈背后還關乎政治博弈等諸多變量，既要用不斷的產業擴張整合來獲取良好的產業基礎和政治訴求，又必須從實業投資提供足夠的利潤保證來維持資金的供給機制。如果產業整合的收益不足以支撐這樣一條龐大而冗雜的資金鏈，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融資成本再度提高，德隆便有斷鏈之虞。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樊籬為社會所公認，德隆的資本結構、資金結構是靠短融長投來支撐的，而這極易導致它的融資手段和融資方法出現違規甚至違法，監管者對這么嚴重的問題何以視而不見？
非市場化的金融環境——中國金融系統至今仍以計劃管理為基礎，功盡棄銀行系統仍然強大、股票市場處于初級狀態、機構投資者個別規模和總規模都較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備、股票市場評價能力不足等。如果從整個社會資源的需求供給來看，經濟需求方已經逐漸走向市場化，而供給方卻還牢牢掌握在計劃的手里，兩者之間沖突將越來越強烈。從歷史上看，一旦經濟周期出現拐點，金融系統轉嫁危機的大規模系統性違約是導致企業危機的重要因素。經濟政策的突變往往使脆弱的民營企業最先受到傷害，它們不僅要為國家鼓勵的產業和企業注資輸血，還要為國企上市公司的巨額虧損埋單。
2003年下半年，依據銀監會規定，商業銀行應重新要求股東自動申報關聯企業及潛在關聯企業入股銀行的情況，申報從銀行獲得的各種形式貸款，不符合規定的自行清理。隨之而來的是宏觀經濟調控，普遍“一刀切”的做法，令各地方金融機構一哄而起，迅速采取措施，不僅停止貸款，而且緊逼收貸。
2003年10月的“啤酒花事件”和隨之而來的宏觀經濟調控始至2004年4月30日止，德隆系公司再未獲得銀行的貸款支持，而且期間向銀行還款17.3億元，這對具有一定規模產融集團公司，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均為災難性的，發生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幾乎是必然的。
德隆試圖開創性地運用美國20世紀60-70年代的資本運作手法，通過高市盈率的增發收購低市盈率資產，進行著“并購→每股收益增加→股票價格上漲→增資擴股和債務融資規模增加→進一步收購不相關業務，企業規模擴張，每股收益增長預期增強→資信等級和股權融資能力增強”的循環游戲。但我國資本市場渠道匱乏，無論是借助完善的票據市場，還是進行大規模的企業債券發行，在中國境內目前的市場條件下都不可能實現，德隆除了一直繼續著“老三股”的送股除權外，對資本市場的其他運作有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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