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藥經理人
曾經離開學術界投身工業界一度被視為“叛逃”。但現在這已經改變了——很多人離開學術界，進入生物技術領域，此后就再也沒有回頭。但這一方面，影響著生命科學更長期的未來，尤其是原始創新的層面；另一方面，急于投身工業界的博士畢業生們對生物技術行業來說真正意味著什么呢？
瑞妍對她的職業選擇保持開放態度。畢竟，她還是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生物工程博士二年級的學生。但是，她在進研究生院時就知道自己不想進入學術界。
“當你試圖計算你的小時工資時，它低于最低工資，這很荒謬。”瑞妍說。
她并不孤單。年輕的生命科學研究人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離開學術界，前往私營公司從事待遇豐厚的工作。“象牙塔不會是最終目的地”。像瑞妍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進入研究生課程時，已經知道他們不想長期留在學術界。
實際上，“做學術工資過低”的抨擊，幾十年前就存在。但現在有一個重要改變，蓬勃發展的生物技術行業和私營企業，對生命科學人才的需求似乎永無止境，而且愿意提供六位數的薪水和福利。對于許多年輕的研究人員來說，這些誘惑是不可抗拒的。
這一問題已經發展到緊要關頭。教授們報告說，他們很難聘請博士后，正在推遲研究項目，并迫使大學考慮提高工資和福利，因為捐贈基金正在萎縮。
這種情況促使很多專家開始認真思考生命科學更長期的未來。“轉折點即將到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教育和外展高級主管道恩·伊斯特蒙德認為，當前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
“工蜂”：誘人但有缺陷的承諾
在當下發生的生物技術熱潮、博士后短缺或者迫在眉睫的研究生罷工之前，大約30年前專家們就已經看到了“危險信號”。
在1970年代作為一名年輕的分子生物學家時，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蒂爾曼從來沒擔心過這些問題，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對科學家的資助相當多。但在1991年，她在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任職期間，意識到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沒有什么比這樣想更可怕的了——我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可以有很棒的想法，我可以出色地把它們寫在紙上，但我仍然可能得不到資金。”蒂爾曼說。
“人太多，錢太少”。這是1994年第一份調研報告的結果。
第二次調研時，他們的發現更令人不安。生命科學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數量與可用教職崗位的數量不成比例。畢業博士中能獲得終身教職的人越來越少，這種趨勢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很明顯了。在1963年至1964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生命科學家中，約60%在10年內獲得了終身職位。在20世紀70年代初獲得學位的人中，這一比例下降到54%。而在80年代中期的畢業生中，只有38%的人在10年內獲得終身教職。
特拉維斯有哈佛大學M.D．和Ph.D．雙學位，發表近40篇論文和4項專利，但不符合住院醫生資格。這是他進入生物科技行業的動力。在美國，有約7%的人跟特拉維斯一樣沒有成為住院醫生。
一位經濟學家表示，其結果將是勞動力市場破裂，因為它建立在對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誘人但有缺陷的承諾之上——這些學術界的“工蜂”有一天會因為他們的辛勤勞動而得到自己的蜂巢作為回報。
蒂爾曼提出，學術實驗室需要增加更多具有競爭力的薪水的科學家職位。她還撰寫了近500頁與之相關的文章建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采納了一些，比如專門針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的研究資助，但大多提議并未得到重視。“這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文化問題，而文化是最難改變的。當時錢比人多，現在人比錢多”她說。
因此蒂爾曼在2015年與志同道合的同事就此問題創辦了一個非營利組織——“拯救生物醫學研究”，但由于缺乏資金，這一組織幾年后倒閉了。
逃出象牙塔
這些年來，學術界并沒有太大變化，但大家（學生）所做決定發生了很大變化。
美國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進行的年度普查——“獲得博士學位調查”顯示，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的大部分時間里，已經找到工作的生命科學博士畢業生計劃進入行業的比例徘徊在20%至30%之間。
十年間，進入工業界的比例逐年爬升。到2019年，首次超過了進入學術界的畢業生的比例（36%），為42%——這一趨勢在此后的幾年里一直在增長。
這一趨勢緊跟著流入生物技術行業的資金急劇增加。根據Pitchbook的數據，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年度風險資本投資從2012年的50億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80億美元。
當生命科學公司籌集到大量資金時，他們會迅速招人。灣區的10x Genomics公司只是眾多例子之一。這家基因測序公司成立于10年前，現有員工1200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擁有博士學位。
10x Genomics聯合創始人辛德森表示，對人才的需求永無止境。
這種熱情似乎是雙向的。一個研究生項目負責人注意到，在博士課程開始時，對非學術職業表示興趣的學生有所增加。
曾經離開學術界投身工業一度被視為“叛逃”。但現在這已經改變了——很多人離開學術界，進入生物技術領域，此后就再也沒有回頭。部分原因可能是更多的新生已經在工業界待過，生命科學專業的學生在完成學士學位后通常需要一兩年的時間才能進入研究生院。斯坦福大學免疫學項目主任奧利維亞注意到，更多的申請人曾在公司工作過，而不是在大學實驗室。
在公司的工作可以讓年輕的研究人員接觸到應用科學的新方法，并提出知識產權轉化成產品的挑戰。同時，他們還會提供不菲的薪資。根據該調查，進入行業的生物醫學博士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有望達到10.5萬美元，而博士后的起薪為5.3萬美元。
迫在眉睫的問題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要離開學術界。對于許多年輕的研究人員來說，學術生涯體現了他們對科學的極度熱愛。
勞拉作為杜克大學的博士后，正在破譯關于腸道和大腦中的細胞是如何交流的，以及如何塑造我們對某些食物的偏好，以期尋找控制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的新方法。
“有很多創業公司的朋友在做其他科學相關的事情，他們賺的錢比我多得多。我想，‘這一定很好，’”勞拉說，“但對學術界的熱愛讓我留在了這里。”
然而，年輕研究人員走出學術界的整體轉變已經對現實世界產生了影響。2022年《科學》和《自然》雜志首次報道了這一趨勢，許多學院在招聘博士后時遇到了困難。另一數據為這一趨勢提供了確鑿的數據，繼續博士后計劃的生命科學畢業生的比例從2010年的70%穩步下降到2021年的近58%。
像薩拉這樣的新教員受到的打擊最大。2022年9月，她加入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兩三月后，她仍是唯一的成員。由于很難招聘博士后，她的研究可能面臨停滯，并進一步危及到她獲得終身教職的機會。
不過這并不奇怪。薩拉的研究領域是這幾年最熱門的領域之一——mRNA，這一領域，諸多公司曾經瘋搶過一輪科學家，薩拉本人就曾拒絕過兩份邀請。
盡管薩拉一直在努力說服學生把博士后視為積累知識和技能的機會，但“我們無法提供公司能提供的工資”，薩拉心中感到無力。
有證據表明，在其他工作領域，讀博士后是要付出代價的。2017年發表在《自然生物技術》上的一項研究發現，攻讀生物醫學博士后的研究人員通常需要15年的時間才能趕上僅以博士學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同行的工資水平。
有跡象表明，整個機構也受到了這些問題的影響。根據伊斯特蒙德介紹，斯克里普斯現在在拉霍亞校區有267名博士后，而十年前有609名。
“這是個糟糕的跡象”，他說，“博士后確實能給實驗室帶來難以取代的特殊品質。”
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研究機構開始提高博士后的起薪。麻省理工學院宣布，2023初將把博士后的最低工資從大約5.5萬美元提高到6.5萬美元。圣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將博士后起薪提高到7萬美元。但是，這些提振措施有限。因為Biotech給得更高，比如生物技術公司基因泰克給一年級博士后的年薪為8.6萬美元。
這一問題也引發了政府的關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啟動了一個工作組，專注于去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問題。
本文編譯自《STAT》
責任編輯：常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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