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務與政治

　　來源：能源評論雜志 文·趙義

　　最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是談巡視制度的。每一次王岐山公開發表的文章，都會引起很大關注，這次當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中紀委發出的公開信號，它的重要性不用說，人們早已經領教過多次了。無論是黨政系統，還是搞教育的、搞企業的，都不能不高度重視。

　　如果仍有不相信的，提醒一下，你可以看看近一年來的中央巡視組反饋、中紀委紀錄片等當中點了誰的名。今天的很多看似突然的“大事”其實早有預兆了。有的企業家曾說，親近政府，遠離政治。事實證明，想遠離政治，最終卻是迎頭撞上了政治。

　　回到王岐山的這篇文章。其直接背景很明確，就是黨中央修訂頒布了巡視工作條例。關于巡視制度的意義，正如十八大后黨中央反復強調的那樣，要把巡視當作戰略性制度安排，其最大的挑戰是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具體來說，就是要回答能否破解自我監督的難題。最終是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

　　請注意，文章提到的“全面執政”，還有一句話想必人們已經很熟悉了，即黨是領導一切的。那么，各行各業就一定要高度重視“管黨治黨”過程中透露出來的信號。因為“管黨治黨”不是簡單的黨建的范疇，其實也包含對于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的精準落地的監督。正如王岐山的文章中列舉的：中央巡視機構共形成專題報告225份，向黨中央和國務院分管領導通報巡視情況59次，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報送專題報告89份，推動相關部門和領域黨組織加強黨的領導，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文章有段話把其中的道理說的很通俗易懂：“沒有離開業務的政治，更沒有離開政治的業務。”業務和政治的關系，不是新話題，意思看上去也不復雜。比如說國企，國企黨組織的負責人要抓黨建。這就是過去人們常常理解的政治。而業務呢，就是抓企業經營，經濟考核指標要上去。過去一段時間，黨組織作用虛化，現在就不行了。

　　在中紀委最近公開曝光的六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典型案例中，有一則就涉及到央企。中鐵股份所屬中鐵科工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以及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因本單位發生違規選人用人問題被問責。具體情節包括違規提拔原總經理的外甥女婿，提拔任用部分干部不核實個人有關事項，書面形式代替黨委會議研究個別干部任免，干部人事管理檔案管理混亂、部分人員人事檔案資料不真實等。

　　這些現象，不客氣的說，在國企當中絕不是個別的。講政治不是虛的，就是直接沖著問題去的。如果像過去抓黨建那樣搞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只是做做樣子，匯報稿寫得再漂亮也都是沒用的。講政治，就是首先要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突出問題，不解決，主體責任就是缺失，監督責任就是缺位，管黨治黨就是處于寬松軟狀態，就要被問責。與其等到被巡視被動解決，不如主動解決。

　　更重要的是，講政治是要突出“四個意識”這個政治標桿，學習中央重大決策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照看齊找差距，確保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講政治，絕不是僅僅處理幾個人，抓國企改革更是講政治。

　　國企改革的直接目標很清晰，就是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于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干企業。之所以國企改革到了最后一公里，就是說要在公司制度上取得真正的突破。現代公司制度之所以有利于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發揮，之所以能夠支撐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與公司治理切不可分。

　　目前，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組織開展的“十項改革試點”已經全面鋪開。這些試點包括選擇部分中央企業及二級單位開展董事會職權試點、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試點和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試點。還包括信息公開試點、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試點、部分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員工持股試點等。這些試點內容都是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所必需或者是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掃清障礙。搞好國企改革，既是講業務又是講政治。如果說在別的方面，業務和政治還有沖突的話，那么在國企改革上兩者就是統一的。但怎么統一，就是個極大的考驗。

　　對“業務與政治”當中的“政治”，既不能虛化，也不能狹隘。狹隘是說把政治理解為私人化的與政府官員的關系。一個企業家懂得處理好和政府官員的關系當然很重要，這個本來也沒必要多強調，因為中國的企業家包括國企的企業家太懂得其中利害關系。但有大格局的企業家不會停留于此，而是把自己的作為和企業的作為與黨和國家的戰略自覺對接，真正在國企改革的制度突破上取得重要進展。

　　對企業家包括國企的企業家來說，必然處于一定的產權格局、利益格局，要在這樣的格局中平衡好個人追求和利益格局的關系，并不容易。很多企業家翻船，也的確是因為這樣的平衡沒有處理好，留給后來者太多的“前車之鑒”甚至是“心理暗示”。

　　（作者系《南風窗》執行主編）

　　文章來源于《能源評論》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