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布拉德福德·德隆：與特朗普的謊言共舞

　　如果你宣稱，美國制造業就業崩潰是“壞”貿易協議所賜，那你就是在玩弄愚民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許瑤/編輯

　　最近，我為《沃克斯》（Vox）撰文闡述我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新貿易政策的看法。我說，“壞”貿易協議，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只是過去30年來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過去30年中，制造業占就業總量百分比下降了21.4個百分點，其中只有0.1個百分點可以歸因于1993年12月生效的NAFTA。

　　半個世紀前，美國經濟提供了足夠的制造業崗位，來吸收十分適合這些崗位的勞動力。如今，其中許多工作機會已經消失，這毫無疑問是一個大問題。但如果你宣稱，美國制造業就業崩潰是“壞”貿易協議所賜，那你就是在玩弄愚民。

　　關于美國制造業就業下降的事實很簡單，也沒有“替代方案”。罪魁是生產率增長和需求有限，這導致非農制造業就業占比從20世紀60年代的30%，在一代人之后就下降到12%，誤導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該比例繼續下降至9%。特別是在里根時期，赤字支出和過于緊縮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飆升，破壞了競爭力。

　　此后，美國不再是資本和金融的凈出口國，較不發達國家成為投資資金的凈來源。最后，中國的超快速崛起，使得美國制造業占就業之比下降到8.7%，而NAFTA使其下降到8.6%。

　　《沃克斯》總編輯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在去年9月底寫過一篇5000字的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我在今年1月底交出了8000字的文章，但我仍有未盡之言。簡單說，我在文中表示，“壞”貿易協議與經濟機會減少這一問題無關，并概述了美國貿易政策——事實上，是產業政策——應該如何幫助制造業。

　　我還試圖解釋為何某些人群——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長期以來一直把目光對準貿易。事實上，早在1993年，我就一直在詢問工會領袖、國會議員和反對貿易協議的游說者，為什么他們不花同樣的精力用于其他重要問題，包括許多可以輕易達成共識的問題。

　　如此頑固的反對我至今難以理解。就我所見而論，最佳的部分解釋是哲學家歐內斯特·戈爾納（Ernest Gellner）對左翼學界的刻薄評論。據戈爾納所言，當民族主義和種族政治開始擠壓以階級為核心的政治組織行動時，歷史就會讓它們煙消云散。尋求利用民粹主義能量的政客通過煽動仇外情緒這樣做，這不啻與虎謀皮。但是，這只是部分的解釋，說到底，它是不充分的。

　　至于產業政策，史蒂文·科恩（Stephen Cohen）和我在2016年的著作《具體經濟學》（Concrete Economics）中指出，官員應該承認并利用美國互相交織的生產商群體和它們對工程實踐的深刻系統知識。此外，美國應該開始做一些發達國家應該做的事：出口資本，保持貿易順差，從而為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工業化提供資金。

　　哈佛大學的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評論稱，特朗普的經濟戰略——如果可以將他含糊又搖擺的陳述稱之為戰略的話——是為了進一步降低美國的制造業就業。特朗普的政策重點——財政刺激、公司稅下調、可能對進口商品征收“邊境調整”稅、施壓美聯儲升息——只能促使美元升值。而這給了美國國內制造商一個明確的信號：我不想要你。

　　當然，特朗普不會將美元升值歸咎于其自身自相矛盾、適得其反的政策。他會歸咎于中國和墨西哥——這樣做的不光他一個人。當今美國，很有一些左翼與特朗普一樣，急切地想要讓墨西哥為過去30年來美國制造業就業的減少完全“背鍋”。

　　這是美國和世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鑒于沙文主義政治常常與保護主義如影隨形——這正是特朗普的一大標志——你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十足的”問題。

　　作者為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智庫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